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第16节（第2/3页）

　　“有人在文革里造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还有的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的;有人揭发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家人划清界限，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往上爬，还有的人揭发家人是真诚地认为那是为了家人好;有人批判某些书'黄'，是为了显得自己革命，捞取政治资本，但私下里他们就喜欢看那些'黄'的部分，还有些人是真心认为那些书'黄'的，看了会觉得恶心。所以我觉得'心灵扭曲'就是那些从内心认同文革那些变态理论的人。”

　　很多网友在认真阅读原文的基础上得出了“主要人物心灵没有扭曲”的结论，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文学城艾园或百度艾园《命运恩赐（15）》下面查看那些评论，我这里就不大段摘抄了。

　　文革的“变态理论”究竟是些什么理论呢？让我们再回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去找答案。《班主任》里面的谢惠敏，出身工人家庭，是当时的“红五类”，她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她的价值观审美观都是标准的文革式，一看到《牛虻》这样的书，就认为是“黄”书，就要展开大批判，不批就心里难受。《伤痕》里的晓华，也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一旦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做女儿的就与其划清界线，连母女关系都不承认、更不保持了。

　　所以文革造成的“心灵扭曲”，其最大特点就是用阶级的观念看待一切事物，用阶级性代替人性，用阶级立场代替真理，具体来说，就是信奉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既然“我们”是指无产阶级，那么“敌人”当然就是有产阶级了，凡是有产阶级拥护的事，我们都要反对，于是有了“越穷越光荣”的价值观，有了“黑红脸膛”的审美观，有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亲情观，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德才观，有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观。

　　可以这样说，凡是发自内心地信奉这些观念的人，他们的心灵就是被扭曲了的。由于这些观点的盛行，有很多人虽然不信奉，但也不敢公开反对，不然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那些人的行为可能被扭曲，但心灵并没有被扭曲。敢怒不敢言，是文革时期人民生活的一大特点；言不由衷，是文革时期人们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

　　用静秋的话来说，就是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是心灵的眼睛，代表的是内心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另一双眼睛是脑子里的眼睛，代表的是“官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两双眼睛就一定得配上两个嘴巴，一个嘴巴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个嘴巴说的是“官方”允许说的话。

　　那时能说心里话的范围一定是很小很小的，因为亲情已经被阶级观念所代替，阶级斗争的弦从早到晚都绷得紧紧的，朋友之间互相揭发、亲人之间互相揭发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有时是出于公报私仇，比如有个妻子就是因为跟丈夫吵了几句嘴，就跑去揭发了丈夫曾经用带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包咸鱼的事实，于是将这个丈夫送进了监狱。还有的是虔诚地相信自己的亲人做了反党反人民的事，活该揭发出来送进监狱的。那时有亲自将子女的“反动”日记交出去，将子女送上刑场的父母，也有将自己父母的“反动”言行汇报给领导，将父母抛进监狱的子女。

　　文革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说真话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连中小学生写作文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作文可能不及格；说假话，良心上又过不去。据说那时的父母最怕与孩子探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叫子女说假话吧，怕子女变成了撒谎的坏人；叫子女说真话吧，又怕招来杀身之祸。

　　《山楂树之恋》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静秋看到张村长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这教材真的要靠“编”了，因为张村长不符合当时对正面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描写。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她的心里当然知道山楂花不可能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但村长是这么说的，她该怎样写呢？

　　老三跟静秋的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探讨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当静秋说她不会拉手风琴的时候，老三说：““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

　　一语道破天机!“官方”的说法是“谦虚使人进步”，但严格地说，谦虚往往是否认事实，言不由衷，相当于撒谎。我们的文化鼓励谦虚，注重礼仪，爱向世界夸耀“中华民族是谦虚的民族”“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片面强调谦虚和礼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鼓励说假话，鼓励玩虚的，明明是个事实，心里也是那样认为的，但却不能那样说出来，说出来就是不谦虚，不谦虚就会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的可怕只有在文革中脱离过“群众”的人才知道。

　　“群众”是不用谦虚的，因为“群众”就是那些不秀于林的树木，不出头的鸟，一旦“秀于林”了，一旦出头了，就不再是“群众”了，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群众”的特点，就是大家“般般高”，没有特殊的面目，没有独特的个性，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显著的成就，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于是也就免去了谦虚的麻烦，使他们有大把时间，可以集中精力，端好了枪，盯住那些“出头鸟”，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

　　老三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个问题上，是很有一些智慧的。关于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老三有实事求是的看法：“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

　　但当静秋担心编教材需要撒谎的时候，老三安慰她：“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静秋自己不想撒谎，但她也不想说村民撒了谎，于是老三搬出了那个“诗意”的理论，为静秋解了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