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第16节
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16）
这一集是很多网友联合研究的成果，版权归参与者所有，但为了行文方便，标题里仍然只用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请各位作者海涵。
在上一集里我对“伤痕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即“伤痕文学”至少具备两大特点：
1、描写文革对人物心灵的扭曲，尤其是这种扭曲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
2、写作上反映出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语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这个定义是参照“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和《伤痕》而下的。参与答题的网友一致认为《山楂树之恋》不存在第二个“扭曲”，因为它没有《班主任》和《伤痕》那样硬生生加上去的“光明的尾巴”，它的人物性格是多样化的，人物形像是生动逼真的，语言没有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可以说，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说，“伤痕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结束了。在那之后的中国文学里，光明的尾巴，“帮八股”（或曰党八股）式的套话空话等，已经不再盛行。
所谓不再盛行，并不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人写那样的文章了，扭曲的语言是很难一下就被扭回来的，扭曲的思维更难一下就被扭回来，而扭曲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扭曲的思维。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人在用文革的方式思维，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文革式的语言。比如前不久在“山楂树之恋吧”就有人写了篇批判艾米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字句：“有德无才，不会对社会造成损害；无德有才，那就会知识越多越反动。”
说这话的人认为她说的跟文革当中流行的口号是不一样的，因为她是加了前提的：“无德有才”。殊不知，这正是文革当中的说法。文革当中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当然不会傻得连个前提都不要。但“德”不像“法”，法律是（supposed）一视同仁的，而对于什么是“德”，定义权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文革时代（only？），那就是党嘴里一句话，党说你有德你就有德，党说你没德你就没德，拥护党就是有德，反对党就是无德。于是乎，这个“无德有才”的前提就被架空了，只剩下“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文革当中，这种把“德”与“才”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伤害毁灭了多少有才华的人。那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但典型思维却是“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三十年前的静秋，就因为成绩比较好，经常有人说她“走白专道路”。三十年后的艾米，就因为写了一本书，出了一点名，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戴上“有才无德”的帽子，可见文革阴魂不散啊!
沿用文革式思维，用文革式语言写作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思维和语言，但这样的写作，充其量也只能在网上贴贴，要想发表在正式刊物上，基本是没有可能的，更不用说进入文学史了。
艾米的父亲曾经说过：能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品分两类，一类是有绝对价值的作品，无论放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人会读，这样的作品因了文学史而流传，而文学史也因了这样的作品而流传。另一类是有相对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方，才具有了文学史上的价值，如果放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那样的作品就可能没人读。
《班主任》和《伤痕》属于第二类作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它们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但我们现在来读它们，会觉得“惨不忍睹”。网友WORLDLING说：“艾米的山楂树比刘心武的班主任写得好得太多太多太多了！班主任读得我起了好几身的鸡皮疙瘩：P”
这不是在贬低刘心武，刘心武的写作水平是不能用“班主任”来衡量的，他后来写出的书，每本都比《班主任》高明。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他只能写出《班主任》那样的东西，一是他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革语言的影响。二是他在那样的时代不得不使用那时的语言，不然就不可能发表。
据说卢新华的《伤痕》里最开始曾有“车窗外一片漆黑”这样的句子，这本来只是交待一下女主人公坐车回家乡的时间，但编辑担心会被人分析成影射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所以要求作者改成“车窗外灯火通明”。
《伤痕》发表后一年左右，中国文坛还围绕能不能描写阴暗面整出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中说：
“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著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想想《班主任》和《伤痕》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发表的作品，两位作者无疑是勇敢的作者，发表这两篇作品的编辑无疑是勇敢的编辑，而敢于刊载这两篇小说的刊物无疑是勇敢的刊物。
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写成于三十年后的2006年，最早是在网上连载的，既没有党的监视，也没有编辑的干预，所以她写得比较自由。她尽可能地保持了人物语言方面的文革风味，但她的叙述语言，跟文革语言是完全没有相似性的，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山楂树之恋》绝对不是“伤痕文学”。
那么《山楂树之恋》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心灵被扭曲了呢？
有读者提议在谈论人物心灵是否被“扭曲”之前，得给“扭曲的心灵”下个定义。网友艾友友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这一集是很多网友联合研究的成果，版权归参与者所有，但为了行文方便，标题里仍然只用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请各位作者海涵。
在上一集里我对“伤痕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即“伤痕文学”至少具备两大特点：
1、描写文革对人物心灵的扭曲，尤其是这种扭曲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
2、写作上反映出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语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这个定义是参照“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和《伤痕》而下的。参与答题的网友一致认为《山楂树之恋》不存在第二个“扭曲”，因为它没有《班主任》和《伤痕》那样硬生生加上去的“光明的尾巴”，它的人物性格是多样化的，人物形像是生动逼真的，语言没有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可以说，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说，“伤痕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结束了。在那之后的中国文学里，光明的尾巴，“帮八股”（或曰党八股）式的套话空话等，已经不再盛行。
所谓不再盛行，并不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人写那样的文章了，扭曲的语言是很难一下就被扭回来的，扭曲的思维更难一下就被扭回来，而扭曲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扭曲的思维。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人在用文革的方式思维，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文革式的语言。比如前不久在“山楂树之恋吧”就有人写了篇批判艾米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字句：“有德无才，不会对社会造成损害；无德有才，那就会知识越多越反动。”
说这话的人认为她说的跟文革当中流行的口号是不一样的，因为她是加了前提的：“无德有才”。殊不知，这正是文革当中的说法。文革当中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当然不会傻得连个前提都不要。但“德”不像“法”，法律是（supposed）一视同仁的，而对于什么是“德”，定义权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文革时代（only？），那就是党嘴里一句话，党说你有德你就有德，党说你没德你就没德，拥护党就是有德，反对党就是无德。于是乎，这个“无德有才”的前提就被架空了，只剩下“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文革当中，这种把“德”与“才”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伤害毁灭了多少有才华的人。那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但典型思维却是“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三十年前的静秋，就因为成绩比较好，经常有人说她“走白专道路”。三十年后的艾米，就因为写了一本书，出了一点名，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戴上“有才无德”的帽子，可见文革阴魂不散啊!
沿用文革式思维，用文革式语言写作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思维和语言，但这样的写作，充其量也只能在网上贴贴，要想发表在正式刊物上，基本是没有可能的，更不用说进入文学史了。
艾米的父亲曾经说过：能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品分两类，一类是有绝对价值的作品，无论放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人会读，这样的作品因了文学史而流传，而文学史也因了这样的作品而流传。另一类是有相对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方，才具有了文学史上的价值，如果放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那样的作品就可能没人读。
《班主任》和《伤痕》属于第二类作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它们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但我们现在来读它们，会觉得“惨不忍睹”。网友WORLDLING说：“艾米的山楂树比刘心武的班主任写得好得太多太多太多了！班主任读得我起了好几身的鸡皮疙瘩：P”
这不是在贬低刘心武，刘心武的写作水平是不能用“班主任”来衡量的，他后来写出的书，每本都比《班主任》高明。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他只能写出《班主任》那样的东西，一是他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革语言的影响。二是他在那样的时代不得不使用那时的语言，不然就不可能发表。
据说卢新华的《伤痕》里最开始曾有“车窗外一片漆黑”这样的句子，这本来只是交待一下女主人公坐车回家乡的时间，但编辑担心会被人分析成影射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所以要求作者改成“车窗外灯火通明”。
《伤痕》发表后一年左右，中国文坛还围绕能不能描写阴暗面整出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中说：
“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著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想想《班主任》和《伤痕》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发表的作品，两位作者无疑是勇敢的作者，发表这两篇作品的编辑无疑是勇敢的编辑，而敢于刊载这两篇小说的刊物无疑是勇敢的刊物。
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写成于三十年后的2006年，最早是在网上连载的，既没有党的监视，也没有编辑的干预，所以她写得比较自由。她尽可能地保持了人物语言方面的文革风味，但她的叙述语言，跟文革语言是完全没有相似性的，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山楂树之恋》绝对不是“伤痕文学”。
那么《山楂树之恋》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心灵被扭曲了呢？
有读者提议在谈论人物心灵是否被“扭曲”之前，得给“扭曲的心灵”下个定义。网友艾友友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