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第3节
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3）
老三现存的日记，都是他认识静秋以后写的。通常日记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但老三生病之后的那部分日记，明显有特定读者。也许他担心自己给静秋的爱，不足以温暖她的一生，便想用日记来补足；也许他担心他的家人会不顾他的临终嘱托，擅自将他的日记交给静秋，于是他做足防护措施；也许他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知道“写得再多也不能减轻病痛”，于是他很少写他的病状，从不写他的痛苦，更不写对死亡的恐惧。
他写过同病房的病友，但大多数是写静秋的生活，从小写到老，其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做了妈妈的静秋，而老三为他的静秋选择的摇篮曲，就是“妈妈教我的歌”。
这当然不是那首曾在中国大陆红极一时的“妈妈教我一首歌”，那首歌里的母亲教给孩子的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首歌，以及那首歌里的歌，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冷落了，至少是不再当成摇篮曲唱起（有没有被当成摇篮曲唱过我不知道），但这首“妈妈教我的歌”却穿越时空，一代一代传下来。
老三的妈妈曾对他唱“妈妈教我的歌”，静秋的妈妈曾对她唱“妈妈教我的歌”，他们两人曾在一起唱“妈妈教我的歌”，也对里面那个突然升高又降低的音符开过玩笑。
当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永远不可能跟静秋一起为自己的孩子唱这首歌时，老三只能靠想象来弥补此生最大的遗憾。于是老三为他的静秋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有一天，他的静秋也做了妈妈，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小静秋，花团锦簇般地静躺在摇篮里，他的静秋“因为生产，更加圆润丰满”，脸上是“圣母般的静谧与安祥”，她守在摇篮边，对她的女儿轻声唱“妈妈教我的歌”……
于是想起的确曾见静秋对女儿唱这首歌，也像艾米一样，把里面那个高起又降下的地方特别突出一下。记得那时静秋的女儿比我家儿子现在的年纪要大，似乎已能欣赏妈妈的幽默，每听到这里就格格笑，叫妈妈“再唱，再唱”，于是妈妈不厌其烦地唱，女儿兴致不减地笑。
那时不明白，为什么静秋唱这首歌的时候，欢笑之余，总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哀伤，只以为是歌词要求的表现，因歌词大意是：
当我幼年的时候，
母亲教我一首歌，
在她慈爱的眼睛里，
晶莹的泪光在闪烁。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
唱这首难忘的歌，
禁不住辛酸的泪水，
在我憔悴的脸上流淌
现在似乎明白了（很可能是自以为明白），再看《山楂树之恋》，便有“蓦然回首”的感觉，其实整个故事，包括书里书外的部分，就是一首“母亲教我的歌”。
《山楂树之恋》里写了三个母亲：静秋的母亲，老三的母亲，还有那个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的朱佳静。三个母亲都不是书里的主角，但都是故事的主角，是生活的主角。
这三个母亲，都是知识分子，都极富文采，不是诗人就是中文老师，或者既是诗人又是中文老师。她们都有点倔，都有点傲，都有点卓而不群，都在文革期间受到过“冲击”。
当然最大的特点就是她们都是母亲，都爱儿如命。
如果我们按革命程度来排列这三位母亲，那位朱佳静老师当然首屈一指，“听说是跟《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共过事的”。那时的青年人，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很多都投身革命洪流，参加地下党，试图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一个不腐败的新中国。
但那位朱佳静老师运气不佳，还没等到推翻国民党政府，就被捕了，在生死考验面前，她选择了生，变了节，写了“悔过书”，表示不再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于是被释放了。这是她后来在文革中惨遭批斗的原因，但她在文革中再也不肯写“悔过书”了，不仅不写，也不认错，一直高昂着头，不肯低下，因为她不后悔自己的变节，因为她的变节保全了她孩子的生命。
朱佳静老师可说是既不幸又大幸，不幸的当然是命运把她抛到了一个两难境地，她不得不在自己的革命信仰与母爱之间做个选择；大幸的是她不用出卖同志就保全了孩子的生命，这样就不至于让她背上良心的重负。假若她那时不得不出卖同志才能换来生之可能，那么一边是同志的性命，一边是孩子的性命，两者不可得兼，她该怎么选择？
于是想到一个似不相关的故事，就是近来很被热议的张爱玲短篇小说《色戒》，李安拍的电影没看过，只看过小说，据说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写的，故事很简单：爱国女青年王佳芝奉命接近汉奸易先生，以便谋杀他，但当她几乎大功告成的时候，她看到正为她买戒指的易先生脸上有种“悲哀”的神色，意识到他是真的喜欢她的，而那些抗日同志只不过是利用她。于是她改了主意，把暗杀的计划暴露给易先生，放了他一条生路。
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抗日小说，但我们知道，张爱玲是不会为写抗日而写抗日的，她更多的是写人。她也写重大历史事件，但那些事件只是她故事的背景，是人物的活动场所，所以她的《倾城之恋》，写“倾城”是虚，写“之恋”是实。《色戒》也一样，写抗日是虚，写爱情是实。一个抗日女青年，被命运抛到一个政治与爱情不能两全的关头，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很有写头的题材，但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个悲剧，无论当事人怎样选择，都是一个悲剧。
也许只是巧合，但我们从《英国病人》（EnglishPatient）中也看到同样的主题，那个疯狂坠入爱河的男主角，为了拯救恋人的生命，不惜跟德国纳粹合作，这跟我们这位王佳芝小姐为了爱情放汉奸一条生路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最后的结局也大同小异，王佳芝小姐被汉奸们抓住杀害了，而《英国病人》的男主角功亏一篑，他的恋人没能等到被拯救的那一刻，先行离世了。
无意从道德或者正义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位跟人民公敌合作的故事人物，提到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一个人只能乞求上苍，不要让自己碰上这样的两难问题，碰上了，就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很可能无论怎样做，最终都是错。
老三现存的日记，都是他认识静秋以后写的。通常日记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但老三生病之后的那部分日记，明显有特定读者。也许他担心自己给静秋的爱，不足以温暖她的一生，便想用日记来补足；也许他担心他的家人会不顾他的临终嘱托，擅自将他的日记交给静秋，于是他做足防护措施；也许他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知道“写得再多也不能减轻病痛”，于是他很少写他的病状，从不写他的痛苦，更不写对死亡的恐惧。
他写过同病房的病友，但大多数是写静秋的生活，从小写到老，其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做了妈妈的静秋，而老三为他的静秋选择的摇篮曲，就是“妈妈教我的歌”。
这当然不是那首曾在中国大陆红极一时的“妈妈教我一首歌”，那首歌里的母亲教给孩子的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首歌，以及那首歌里的歌，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冷落了，至少是不再当成摇篮曲唱起（有没有被当成摇篮曲唱过我不知道），但这首“妈妈教我的歌”却穿越时空，一代一代传下来。
老三的妈妈曾对他唱“妈妈教我的歌”，静秋的妈妈曾对她唱“妈妈教我的歌”，他们两人曾在一起唱“妈妈教我的歌”，也对里面那个突然升高又降低的音符开过玩笑。
当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永远不可能跟静秋一起为自己的孩子唱这首歌时，老三只能靠想象来弥补此生最大的遗憾。于是老三为他的静秋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有一天，他的静秋也做了妈妈，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小静秋，花团锦簇般地静躺在摇篮里，他的静秋“因为生产，更加圆润丰满”，脸上是“圣母般的静谧与安祥”，她守在摇篮边，对她的女儿轻声唱“妈妈教我的歌”……
于是想起的确曾见静秋对女儿唱这首歌，也像艾米一样，把里面那个高起又降下的地方特别突出一下。记得那时静秋的女儿比我家儿子现在的年纪要大，似乎已能欣赏妈妈的幽默，每听到这里就格格笑，叫妈妈“再唱，再唱”，于是妈妈不厌其烦地唱，女儿兴致不减地笑。
那时不明白，为什么静秋唱这首歌的时候，欢笑之余，总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哀伤，只以为是歌词要求的表现，因歌词大意是：
当我幼年的时候，
母亲教我一首歌，
在她慈爱的眼睛里，
晶莹的泪光在闪烁。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
唱这首难忘的歌，
禁不住辛酸的泪水，
在我憔悴的脸上流淌
现在似乎明白了（很可能是自以为明白），再看《山楂树之恋》，便有“蓦然回首”的感觉，其实整个故事，包括书里书外的部分，就是一首“母亲教我的歌”。
《山楂树之恋》里写了三个母亲：静秋的母亲，老三的母亲，还有那个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的朱佳静。三个母亲都不是书里的主角，但都是故事的主角，是生活的主角。
这三个母亲，都是知识分子，都极富文采，不是诗人就是中文老师，或者既是诗人又是中文老师。她们都有点倔，都有点傲，都有点卓而不群，都在文革期间受到过“冲击”。
当然最大的特点就是她们都是母亲，都爱儿如命。
如果我们按革命程度来排列这三位母亲，那位朱佳静老师当然首屈一指，“听说是跟《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共过事的”。那时的青年人，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很多都投身革命洪流，参加地下党，试图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一个不腐败的新中国。
但那位朱佳静老师运气不佳，还没等到推翻国民党政府，就被捕了，在生死考验面前，她选择了生，变了节，写了“悔过书”，表示不再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于是被释放了。这是她后来在文革中惨遭批斗的原因，但她在文革中再也不肯写“悔过书”了，不仅不写，也不认错，一直高昂着头，不肯低下，因为她不后悔自己的变节，因为她的变节保全了她孩子的生命。
朱佳静老师可说是既不幸又大幸，不幸的当然是命运把她抛到了一个两难境地，她不得不在自己的革命信仰与母爱之间做个选择；大幸的是她不用出卖同志就保全了孩子的生命，这样就不至于让她背上良心的重负。假若她那时不得不出卖同志才能换来生之可能，那么一边是同志的性命，一边是孩子的性命，两者不可得兼，她该怎么选择？
于是想到一个似不相关的故事，就是近来很被热议的张爱玲短篇小说《色戒》，李安拍的电影没看过，只看过小说，据说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写的，故事很简单：爱国女青年王佳芝奉命接近汉奸易先生，以便谋杀他，但当她几乎大功告成的时候，她看到正为她买戒指的易先生脸上有种“悲哀”的神色，意识到他是真的喜欢她的，而那些抗日同志只不过是利用她。于是她改了主意，把暗杀的计划暴露给易先生，放了他一条生路。
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抗日小说，但我们知道，张爱玲是不会为写抗日而写抗日的，她更多的是写人。她也写重大历史事件，但那些事件只是她故事的背景，是人物的活动场所，所以她的《倾城之恋》，写“倾城”是虚，写“之恋”是实。《色戒》也一样，写抗日是虚，写爱情是实。一个抗日女青年，被命运抛到一个政治与爱情不能两全的关头，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很有写头的题材，但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个悲剧，无论当事人怎样选择，都是一个悲剧。
也许只是巧合，但我们从《英国病人》（EnglishPatient）中也看到同样的主题，那个疯狂坠入爱河的男主角，为了拯救恋人的生命，不惜跟德国纳粹合作，这跟我们这位王佳芝小姐为了爱情放汉奸一条生路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最后的结局也大同小异，王佳芝小姐被汉奸们抓住杀害了，而《英国病人》的男主角功亏一篑，他的恋人没能等到被拯救的那一刻，先行离世了。
无意从道德或者正义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位跟人民公敌合作的故事人物，提到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一个人只能乞求上苍，不要让自己碰上这样的两难问题，碰上了，就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很可能无论怎样做，最终都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