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2/4页)

对于这样的小镇生活,尽管像肯尼科特或是钱普·佩里这种人都觉得很满意,但也还是有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女人和年轻小伙子——并不完全感到满意。脑子灵活一点的年轻人以及那些走运的寡妇,都一溜烟地逃到大城市去了。他们不管小说里所写的那种传统,而是决心在那里住下来,哪怕在假日也很少回到老家来。在这些小镇上,就是最最慷慨激昂的爱国志士,到了晚年,只要有路子,也会离开那里,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或者其他各大城市。

卡萝尔历来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乡巴佬的愚昧无知,而是因为乡镇上缺少生活乐趣!

小镇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呆板划一、缺乏灵感的,人们的举止言谈无不呆滞迟钝。而且,为了得到别人的尊敬,精神上就得受到严格的节制。这是一种满足的情绪……就是弥留之际的死者蔑视自强不息的生者那种满足的情绪。他们却把这种消极态度推崇为唯一美德。这里禁止人们享乐,要人们心甘情愿受奴役,就像笃信上帝一般崇拜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

这些呆板乏味的人们,吃的东西简直味同嚼蜡,饭后就坐在扎屁股的摇椅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脑子里则是空空如也,耳朵里听着机械刻板的音乐,嘴巴里赞美“福特”牌汽车机械性能好,竟然还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的一员。

卡萝尔曾经了解过这种普遍沉闷的生活对来自外国的移民所产生的影响。她记得,在头一代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中间,还可以看到一些异国情调。有一次,碧雅领她去逛路德教会礼拜堂前设摊叫卖的挪威人市集,她看到在一个地地道道的挪威乡村小饭馆里,有一些肤色苍白的女人,穿着镶嵌金丝、有彩色珠子滚边的大红坎肩,蓝边的黑裙子上束着绿条子围裙,高高耸起的小圆帽使她们的脸蛋儿显得格外俊秀——她们正在给顾客们端上“rommegrod og lefse”——甜酥饼和肉桂酸牛奶布丁。卡萝尔在戈镇破题儿头一遭发现了这种新奇的事物。她几乎醉心于这种淡淡的外国风情之中。

可是她也看到,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却乐于把她们带有肉桂风味的布丁和大红坎肩,各自换成炸猪排和浆得绷硬的白褂子,把挪威峡湾古色古香的圣诞赞歌换成了《她是我的爵士乐美人儿》。她们的生活方式渐渐地跟美国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她们那些本来愉快的、新颖别致的习俗,如今早已蒙上了灰暗的色调。这一变化过程,虽说也许会给小镇生活增添异彩,殊不知却在她们的子女身上集大成。他们穿的是成衣,说的是中学里流行的俚语,竭力遵守当地礼俗,这么一来,健全的美国生活习俗,就毫无保留地把入境的外国风俗习惯完全同化了。

她觉得自己跟这些外国移民一样,也在潜移默化地变成貌似好看、实则庸庸碌碌的人。一想到这里,她就非常害怕,很想起来反抗。

卡萝尔说,在许许多多小镇上,人们要是想保持体面,就得发誓在知识领域力求贫乏简单。每一个小镇上,除了五六个人以外,几乎人人都把极其容易形成的愚昧无知引以为荣。凡是“有智力”或是“有艺术素养”,或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是“自炫博学”的人,反而都被视为自命不凡的、道德有问题的人。

虽然在施政纲领和合作社销售方面的大规模的实验,以及需要知识、勇气和想象力的冒险事业,确实已在美国西部和中西部着手进行,不过,并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搞的这些实验活动。在城市里,这些异端邪说只不过得到少数教师、医生、律师、工会成员和像迈尔斯·伯恩斯塔姆那样的工人支持罢了,事后他们往往因此遭到指责,被人讥笑为“狂热病”和“半瓶醋的空谈社会主义者”。报刊编辑和教会牧师,都会喋喋不休地对他们进行劝诫。那种安之若素的愚昧无知,就像乌云似的笼罩在他们头上,使他们感到郁郁不乐和无可奈何。

维达说:“是的……哦……你知道,我总觉得雷本来可以做一个呱呱叫的牧师。我认为他就是有一个笃信宗教的灵魂。我的天哪,要是他讲道,一定会精彩极了。我想,现在他要做牧师,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不过,我告诉他,卖鞋子照样可以造福人类吗——我心里正在纳闷,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组织家庭祷告会。”

卡萝尔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小镇,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毫无疑问,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小镇上不但死气沉沉,而且卑鄙可恶,此外还有着难以遏制的好奇心。在法国或西藏正如在怀俄明州或印第安纳州一样,这些特性都是世代相传,历久不衰。

可是,当一个国家处心积虑,力求清一色的标准化,渴望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市侩的时候,它的小镇早已无法继续保持乡土气息,镇上的人们再也不会在无知的庇荫之下躺下来睡大觉了。这个小镇——就是代表这样一股力量,它正在想方设法去征服大地,使高山大海为之失色,让诗人但丁来赞夸戈镇,并给大人物披上大学生的制服。这样一股力量,由于它非常自信,就会咄咄逼人地威胁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一个头戴褐色圆顶礼帽的旅行推销员妄想踩在中国哲人贤士的头上,竟把香烟广告贴在千百年来一直篆刻着孔夫子格言的古老拱门之上。

像这样一个社会,本来可以大量制造廉价汽车、便宜手表和安全刮脸刀片,但它偏偏还不感到满足,除非全世界都认为,生活的最大乐趣和目的,就是要坐上廉价的小汽车,大肆吹捧便宜手表,黄昏时分坐下来闲聊天,聊的不是爱情和勇气,而是安全刮脸刀片使用起来该有多么方便。

像这样一个社会,像这样一个国家,却是由许许多多小镇所决定的。最了不起的制造商——也不过是像萨姆·克拉克那样的忙人罢了。所有那些身体圆胖的参议员和总统,实际上,也都是一步登天的乡下律师和银行家。像这样的小镇,虽然它自以为是广大世界的一部分,并把自己跟罗马和维也纳相提并论,但它绝不会得到——也许使它变得伟大的——科学精神和国际主义思想。它只知道一个劲儿打听消息,以便发财致富,或者名噪一时。它的社会理想,缺乏伟大的气派、崇高的志向、高傲的姿态,而只是关心工钱便宜的厨子和暴涨不已的地产价格。它只会在小屋子里肮里肮脏的油布上打打纸牌,而不知道预言家们已经走上门廊,正在议论一些重大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