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的男人
迷人的万达——也可以按身份证上的记载——荣誉公民娜斯塔西娅·卡纳夫金娜，刚出医院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既无安身之处，又身无分文。如何是好？
她头一件事就是跑到典当行，把唯一值钱的一枚绿松石戒指典当了。她收下了一个卢布，可是……一个卢布能买什么？这点儿钱买不了时髦的外套，买不了漂亮的高帽，买不了古铜色的鞋子，而缺了这些东西她总觉得自己就像光着身子一样。她感到不只是行人，就连那些马和狗也盯着她看，嘲笑她这身寒酸的衣装。她一心只想着穿戴，要说吃饭住宿问题她丝毫不放在心上。
“只要遇到一个相识的男人……”她心想，“我就可以弄到钱了……谁也不会拒绝我，因为……”
可是相识的男人一个也没有遇到。晚上在“文艺复兴”俱乐部倒有不少相识的男人，不过现在她穿着这身普普通通的衣服，也不戴帽子，人家是不放她进去的。怎么办？她走累了，坐腻了，想烦了，经过长时间的苦恼后，万达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找上门去，跟某个相识的男人要点儿钱。
“找谁呢？”她左思右想起来，“米沙不行，他是有家室的人……红毛老头子正在上班……”
万达想起了牙科医生芬克尔，一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这人三个月前送过她一只手镯，有一次在德国俱乐部晚餐上她往他头上倒过一杯啤酒。想起了这个芬克尔，她高兴极了。
“只要他在家，肯定会给钱的。”她一路上想道，“要是不给，我就把他家的灯全砸了。”
她来到牙医家门口，已经想好了主意。她咯咯笑着跑上楼梯，飞也似的奔进他的诊室，向他讨二十五卢布……可是，她正要动手拉门铃，这主意不知怎么从脑子里跑掉了。万达顿时胆怯心慌起来，这在从前是不曾有过的。其实她只在一群醉汉中才敢作敢为，可眼下穿一身家常便服，充其量只是个寻常的乞讨者，这种人是完全会被拒之门外的。想到这里，她便心虚了几分，人矮了数寸。
“也许人家已经忘了我……”她想，就是不敢去拉铃，“穿得这么寒酸，叫我如何去见他？简直像个叫花子或是小市民……”
她犹豫不决地拉了一下门铃。
门后传来脚步声，来的是看门人。
“大夫在家吗？”她问。
这时如果看门人说声“不在”，她反而会更高兴些，可是对方没有回答就让她进了门厅，帮她脱去大衣。这里的楼梯她觉得好富丽、好气派，不过在全部富丽堂皇的陈设中，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一面大镜子，映出了一个破衣烂衫的人，没有漂亮的帽子，没有时髦的外套和古铜色的鞋子。万达甚至感到奇怪：怎么她现在穿得这么寒酸，倒像是女裁缝或洗衣妇？她心里只有羞耻，早没有那份放肆大胆的劲头儿，心里她并不认为镜中人是万达，而是从前那个娜斯佳·卡纳夫金娜[14]……
“请！”女仆说着把她领进诊室，“医生马上就来……您请坐。”
万达坐进了软椅里。
“我就对他说：请借我几个钱！”她心想，“这样反而合适，我与他到底是熟人。只是这个女仆最好别在场。当着女仆的面儿多有不便……她干吗老站着不走？”
约莫过了五分钟，房门开了，芬克尔走了进来。这是个肤色暗黑、身材高大的犹太人，腮帮子鼓鼓的，眼珠突出，那脸蛋、眼睛、肚子、粗壮的大腿——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臃肿，令人生厌。在“文艺复兴”俱乐部和德国俱乐部，他通常喝得酩酊大醉，肯在女人身上大把花钱，心甘情愿受她们的嘲弄（比如，那次万达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啤酒，他只是微微一笑，伸出一个手指吓唬她一下）。眼前的他却是脸色阴沉，睡眼惺忪，看上去一本正经，神情冷淡，像个官僚。他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
“您有何吩咐？”他正眼不看万达，问。
万达看看女仆那严肃的面孔，再看看芬克尔大腹便便的身子，显然他认不出她来了，她的脸不禁红了起来……
“您有何吩咐？”牙医再问时已经沉不住气了。
“牙……牙疼……”万达嚅嗫着说。
“啊哈……哪颗牙？在哪儿？”
万达想起自己有一颗蛀牙。
“右边，下面……”她说。
“哼，张嘴！”
芬克尔皱起眉头，屏住呼吸，开始检查病牙。
“疼吗？”他问，拿个铁家伙在牙齿里抠。
“疼……”万达瞎说了一句，“提醒他一下，”她想，“他大概认得出……可是……女仆在！她干吗老站着不走？”
芬克尔忽然对着她的嘴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像火车头似的。他说：
“这牙我劝您别补了……您这牙没用了，补了也白搭。”
他又在牙齿里捣腾一阵，烟熏的手指弄脏了万达的嘴唇和牙床。他又屏住呼吸，把一个冰冷的东西往她嘴里塞……万达猛地感到一阵剧痛，她尖叫一声，抓住了芬克尔的手。
“没事，没事……”他嘟哝说，“您别害怕……您这牙反正没有用处。勇敢一点儿。”
烟熏的手指沾着血，捏着一颗拔出来的牙齿送到她的眼前。女仆走过来，把杯子放到她嘴边。
“回家后用冷水漱漱口……”芬克尔说，“血就止住了……”
他站在她面前，一副盼着来人快点儿走掉、不再来打搅他的架势。
“再见……”她说，转身朝门口走去。
“哎！谁给我付诊费？”芬克尔用戏谑的语气问。
“噢，对了……”万达想了起来，一下子脸红耳赤，忙把用绿松石戒指当来的卢布给了芬克尔。
来到街上，她感到比原先更加羞辱。不过现在她已经不觉得贫穷可耻。她已经不在乎她没戴漂亮的帽子，没穿时髦的外套。她走在街上，不断吐着鲜血，每一口鲜血都告诉她：她的生活很糟糕、很艰难，而且蒙受着种种屈辱，不但今天，而且明天，一周后，一年后——一辈子都将过着这样的日子，直到死……
“啊，太可怕了！”她喃喃自语，“天哪，太可怕了！”
不过第二天她又回到了“文艺复兴”俱乐部，又在那里跳舞了。她头上戴着新的大红帽，身上穿着崭新的时髦外套，脚上的鞋子是古铜色的。一位从喀山来的年轻商人正请她吃晚饭呢。
（18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