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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的党报，名叫《伊列乌斯周报》，是每逢星期六出版的。这一个周末出版的那一期，内容空前震撼。该报的编辑是菲莱蒙·安德雷亚，他原来在巴伊亚做裁缝，来到了伊列乌斯才改行的。在本城，大家都知道菲莱蒙根本一行文章也写不来，连那些由他署名的文章也都是由别人捉刀的。一句话，他是个脓包。那他怎样当上报纸编辑的呢，这可谁也说不上来了。他从前替奥拉旭在政界干了些小差使。可是，等到上校买了一台印刷机和铅字盘，打算办一份周报的时候，竟然会选他来当编辑，这不禁叫大家都吃了一惊。

“什么，他怕连字都不识呢。”

“可是，”鲁伊律师解释道，“他是个知识分子，有点小名气——着实有名气呢。这是个美学上的问题。”他讲到“美学”这个字眼时，鼓起了腮帮。“菲莱蒙·安德雷亚？这是个伟大的诗人的名字啊？”他下结论道。

本城的居民一致认为，《伊列乌斯周报》上刊出的社论都是由鲁伊律师亲自负责撰写的。这时，竞选期越来越近了，两家报纸开始笔战，用谩骂的词句互相攻击，全体居民也分成了两派，气势汹汹地拌着嘴。一边是鲁伊律师，用他那一套累赘的文体、冗长的句子和重复的词汇来做武器，另一边是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有时候热纳罗律师帮帮他忙。曼努埃尔是当印刷商的，从前在巴伊亚几家报馆里干过。儒卡·巴达洛在州府的咖啡馆里跟他结识了，聘请他到这里来主持《商报》的报务。他比他的对手来得聪明，来得直截了当，因此得到的成功也总是来得大。

热纳罗律师写的那些文章，满篇都是法律引语。他是巴达洛兄弟的律师，被公认为本城最有修养的人物，市民们讲到他有几百本藏书的时候，总是艳羡不止。他跟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过着非常古板的生活，简直足不出户。他不喝酒，从没在酒店或者咖啡馆里露过面。至于女人呢，人家谣传马查当每个月到他家去两次，去跟他睡觉。她还是本城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到这里来的——二十年前，她是伊列乌斯的红姑娘——如今可是个老太婆了。她眼前办着一家妓院，自己可不再干这一行了。只有对热纳罗律师，她才破一下例，因为，据她自己说，他不惯跟别的女人睡觉。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反对党的《伊列乌斯周报》在社论里——在本星期六的一期上，这篇文章差不多占了这份小型周报的第一版的全版——把热纳罗律师称为一个“诡计多端的伪君子”。说起来，在这一期上，他还是巴达洛兄弟所有的朋友当中受到最从宽发落对待的一个呢。社论谈到塔博加斯维南西奥的土地登记处的纵火事件，《伊列乌斯周报》猛烈抨击这件事，说这是一桩“触犯文明社会的法纪的暴行，对伊列乌斯市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誉有所危害”。提起德奥多罗上校的名字时，来上大段大段的谩骂文字，集合一大套绝妙的骂人的名词和形容词，什么“狗强盗”啦、“老牌的酒鬼”啦、“天造地设的职业赌棍”啦、“虐待狂的家伙”啦、“不配住在文明社会里”啦、“嗜血成性”啦等等。虽然如此，还是留下相当多的篇幅来对付巴达洛兄弟，说什么人人都知道，儒卡专门“钻在轻贱的贱儿们堆里，恬不知耻地猎艳”，是一个“无耻的淫棍和强盗的包庇者”，至于对付西尼奥，还是照旧的那一套，什么他是个“搞霸占骗局的老手”，一个“在不义之财里打滚的‘雅贡索’头子”；并且“教唆杀害了好几十人”，是一个“横行不法的政界大亨”等等。

社论要求伸张正义。它说，从法律上来说，塞克罗·格朗德森林的产权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座森林已经测量过了，并且在土地登记处登了记。它不是某一个人的财产，而是不少可可种植园主的财产——不错，其中有一两个特别大的种植园主，可是大部分，据社论说，却是小种植园主。巴达洛兄弟的目的是想独吞这片土地，这一来，不但会掠夺那些合法所有人的权益，还会妨碍本地的发展，因为“本世纪的趋势是走向大地产的分化的，这一点可以拿法国来做例子”。社论接着说，奥拉旭上校，一位思想前进、目光远大的人物，决定砍掉塞克罗·格朗德森林，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可可树，他这样做不仅仅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也考虑到全市人民的利益，因此联合了森林边各小可可林的主人一起来办这桩事。这样做才算得上一个有用的好公民。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人物，来跟那“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只想自己发财的巴达洛兄弟相提并论呢？《伊列乌斯周报》的社论最后说，奥拉旭和其他塞克罗·格朗德森林的合法所有人预备法律解决，如果巴达洛兄弟存心要阻挠砍伐森林和种植可可，那么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后果，都得由他们负全部责任。是他们先采用武力手段的，因此任何后果都得算在他们账上。这篇文章用一句拉丁文引语来做结束：“Iacta alea est.”[52]

一向看惯这种报章上的笔战的人们，看到了这篇社论，都大大地激动起来了。不但这次互相谩骂的事看上去很可能会空前激烈，大家还看出这篇《伊列乌斯周报》上的社论不是出于鲁伊律师的手笔，因为读者们对他的风格早就非常熟悉了。他的词藻要美丽得多呢。他能够对陪审团作非常动听的演讲，可是在报纸上就没那么有力了。这篇社论特别生气勃勃，推理性特别强，用的形容词也特别尖锐。没有隔多久，大家就得悉该文的作者原来是那位反对党的律师，维尔吉里奥，他住在塔博加斯，眼前正在伊列乌斯。因为有人对鲁伊律师祝贺，赞美他这篇文章，鲁伊律师才和盘托出真正的作者是谁。大家就连带想起，维尔吉里奥跟这桩事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就是他把测量图送进那被德奥多罗放火烧毁的土地登记处去登记的啊。喜欢飞短流长的人们还连带想起，他还看中了奥拉旭的老婆。毫无疑问，下星期三的那一期《商报》，一定会提到律师和奥拉旭两人私生活里的这一面，因此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期待着。

然而，《商报》在对反对党报纸社论的回应中——这篇回应的态度可绝对说不上心平气和——竟没有提到这个闹得满城风雨的话题，这不免叫每个人都惊奇不止。这张报纸一开头就对读者们说，它不愿效法那个“小丑”恶意诽谤巴达洛兄弟和他们的政友的方式，运用那种“下流的语言”。它也不打算遵照“反对党的那张不堪入目的机关报”的惯例，追究任何人的私生活。然而，必须指出，这第二个保证根本没遵守，因为这篇文章千方百计地揭露了“那个谁也不知道怎样发了财的驴夫”奥拉旭的全部历史。作者把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一方面提到上校当年杀害了三个人，受到审判的情形，说什么“靠了几个律师界的败类的强词夺理，他逃避了应得的制裁，可是逃不了群众的谴责”；另一方面，还有几句话特别牵涉到奥拉旭的私事，关于他第一个妻子惨死的事，还提到“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些神秘事件：他家里的人一下子失踪了，在黑夜里被埋掉”。《商报》也没有完全遵守不用下流语言的保证。奥拉旭被称为一个“灭绝人性的杀人凶手”，鲁伊律师呢，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只会叫、不会咬的恶狗”“丢尽了脸的一家之主，整天待在酒店里，不顾妻子和孩子们的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