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4页）

我们这个城市以美好的自然环境和先天的良好治安而广受好评，但每年都会因一次丑恶和残忍的暗杀砸了这个招牌。但是这次不同，因为在官方新闻的大标题下，详情却少得可怜，只是淡淡地提到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在普拉多马尔（译注：Pradomar，上文斯美娜那段也有此地名）公路上遭到袭击，而后不幸遇难。银行家没有任何敌人。官方公报推想出凶手是国内的难民，他们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犯罪，这与城市居民的公民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政府已经批捕了五十多个嫌疑人。

我无比愤慨地找到法律记者，他是一位典型的二十年代记者，戴着绿色赛璐璐遮阳镜，袖口绑着橡皮绳，自负地预测事件。但他知道的线索实在有限，我谨慎无比地帮他补充了许多。在永恒，可靠的消息幽灵的协助下，我们两人满怀信心，动用四只手为头版的八专栏一则新闻（una noticia de ocho columnas）写了五页稿纸。但是“九点钟的讨厌鬼”——新闻检审官却毫不犹豫地附上被释放的嫌疑犯声讨过多次的官方版本。于是我皱起悲伤的眉头去参加一个世纪来最值得怀疑，最多人参与的葬礼，这样可以净化我的良心。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为了知道 德尔加蒂娜最近过的怎么样，便打电话给罗萨-卡瓦尔加斯，但是她四天内没接我一个电话。第五天，我咬牙切齿地来到妓院，只是妓院门已经被封，但并不是被警察，而是被卫生部门所封。周围的群众没人知道其原委。没了德尔加蒂娜的消息后，我便激烈地，有时甚至荒谬地，令人咋舌地搜寻她。我花了几天时间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观察那些年轻的骑车族，公园中灰尘阵阵，小男孩们正在往外表脱落的玻利瓦尔塑像像顶攀爬。年轻的姑娘们骑车时犹如母鹿一般美丽优雅，亦唾手可得，好似捉迷藏中随时准备被抓的猎物。当我感到希望渺茫时，我只好在博雷罗曲中寻求安慰。它们就像致命的药水：每一个词语都是德尔加蒂娜。以前写作时我经常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因为我总会在音乐花上更多的精力。而现在却反过来了：我只能在博雷罗音乐下才能写作。生活中到处是德尔加蒂娜。我那两个礼拜写的新闻稿都是密文情书的范本。编辑部主管被雪片般的读者回复弄得焦头烂额，于是要求我“适

度恋爱”，而且提出我们应该想想该怎么安慰这些忠实读者的法子。

嘈杂的环境终于打乱了我精密的生活节奏。我以前都在五点钟起床，但是现在一直呆在黑暗的房间中想念着德尔加蒂娜，虚构她的生活。她叫她弟妹们起床，给他们穿上校服，然后喂他们吃早餐，这些都完成之后，她便骑着自行车横穿市区去工厂“服刑”——订纽扣。我惊奇的问自己：“她在订纽扣时会想些什么？会想我吗？她为了找到我也在搜找罗萨-卡瓦尔加斯吗？”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都没有脱下那件技工外套，我也没有洗澡，没有刮脸，没有刷牙，就这样邋遢地过了一个礼拜。因为爱情的启示是每个人会在碰上自己“克星”的那天，他会为她整理，为她打扮，为她喷上香水，但对我来说这太迟了，我以前从未找到真爱。达米安娜看到我在早晨十点还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时，她相信我已病得不轻。我色迷迷地看着她，然后引诱她能和我一起裸着身体滚上几圈？她藐视道： “如果我说可以，您已经考虑过该怎么做吗？”

至此我才发现这痛苦腐蚀我的程度。在这年轻人的痛苦中，我甚至都不认识自己了。由于我要一直守着电话，所以我继续闭门不出。我在未挣脱掉痛苦的情况下继续写作，当第一声电话铃声响起时，我立即奔过去接听，因为我认为对方可能是罗萨-卡瓦尔加斯。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手中的事情，打个电话给老鸨，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后来我终于明白一点——电话真无情。

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回家时碰到一只猫 正蜷缩着身体趴在门口的台阶上。它很脏，而且受过虐待，但是充满了令人怜悯的温顺。我抱它进屋，根据养猫手册，我肯定它是只病猫，然后我就按照手册上的指导悉心地照料它。一日，我正睡着午觉，突然心中有个好主意——可以用猫来指引我找到德尔加蒂娜的住处。我用一只购物袋 把猫带到了罗萨-卡瓦尔加斯的妓院门口，门上依旧贴着封条，也没有任何动过的迹象，但猫在袋子中拼命扭动，竟然真的挣脱了，它蹦上果园墙头，之后就消失在林子中。我懊恼地用拳头敲了几下大门，突然一个军人的声音答道，尽管门依旧关着：“谁？”“一个朋友，”我毫不示弱地说，“我是来找女主人的。”那声音答道：“这里没有女主人。”我继续说：“您至少给

我开个门，好让我领回我的猫。”“没有猫。”我问道：“您是谁？”

那人说道：“小人物一个。”

我老早就知道：为爱情而死仅仅是诗意的许可而已。那个下午，当我孤独一人回家中，没有猫，没有她的陪伴，我证实了不仅他人可能会为爱而死，而且我自己，一个孤独的老头，也正慢慢地死于爱情。我还发觉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我不会把悲痛中得到的喜悦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做交换。我花了十五年多的时间，试着翻译莱奥帕尔蒂的诗歌，直到那个下午我才真正体验到里面的深意：哎，我啊！爱有多深，伤就有多重。（译注： Leopardi，莱奥帕尔蒂，被认为继文学巨匠但丁，彼得拉克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散文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浪漫悲观主义派）。

我穿着技工工作服，蓄着稀疏的胡子，酷似一幅精神不正常的样子（译注：犀利哥的造型），缓缓地进入报社。报社重新装修之后，有了玻璃的个人隔间，顶棚开了一个天窗，真像一家精神病诊所。安静而舒适的人工气候下，时刻诱使人们交头接耳，时时要求他们轻声走路。前厅挂着三位终身主管的油画肖像，形似已故的总督们，墙上还有很多名人访问参观报社时照片。偌大的主厅挂着一张我生日那天下午现有编辑部全体人员一起拍摄的巨大合影。我心里不由自主的比较着那些我三十岁时拍的照片，再次在惊恐中证实：人越老，照片中的他会比现实生活中更老。那个在我生日下午吻过我的秘书问我是否病了？我很高兴告诉她实情：“我得了相思病。” 但是她不信，说：“那人不是我，哎，真遗憾啊！”对她的赞美，我答复道：“你别这么快就下定论！”

法律记者从他的隔间中走出，大声喊道有两个无名年轻姑娘的尸体挺在停尸间中。我害怕地问道：“她们有几岁？”他回答道：“年轻姑娘。她们可能是被流氓政府迫害的内陆难民。”听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说道：“形势正像血迹一般无声地侵害我们。”法律记者远远地喊道： “不是血迹，先生，是大便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