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5页）

当报社的秘书打电话过来时，我已经开始写作（译注：主人公写作时会习惯性地摘掉电话，防止外人打扰。）。电话留言要我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去见下老板。第二天我准时到达。装修房子的轰鸣声 总是让人难以忍受，空气在击

锤声，水泥灰和沥青烟中也变得稀薄，但是编辑部的人已经适应了在噪音的环境下工作。老板的办公室则刚好相反，安静而又冰冷，那种环境对于写作来说太完美了，可是这从不属于我们。

马尔科-图里奥三世看上去很年轻（El tercer Marco Tulio），看到我进来就站了起来，但是继续和电话那端交谈着，随后我们沿书桌上方握了下手，握手完他示意我坐下来。我认为电话那头应该没人，他这么做作只是增加印象罢了，但是突然我发现对方是个官员，那可是一次艰难的谈话啊，因为对方可是一个亲切的敌人。另外，他的煞费苦心只是想在我面前证明他精力旺盛，尽管他一直站着和当局交谈。

马尔科-图里奥三世有洁癖，刚过二十九岁，会说四门语言，拥有三个外国博士学位，与前一位终身主席有天壤之别。上任主席就是图里奥三世的爷爷，开始靠贩卖“白奴”积累了财富，然后才涉足媒体。图里奥三世行事简单，一表人才而又庄重严肃，在他面前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声音经常跑调。他穿着运动上衣，领子上面插有新鲜的兰花，他服侍上的一切物品与他的外表是那么和谐，但是这些物品只适合他这间四季如春的办公室，而不能用在炎热的户外。我经常花上两个小时来打扮自己，但今日却相形见绌，于是怒气便增了几分。（译注：白奴，和黑奴对应，暴力威逼下的廉价白人劳动力。）

然而，那张为了庆祝报社成立二十五年而拍摄的全景照中肯定被下了致命的毒药，因为我看到了照片上每个逝世者头上均画有一个小叉。照片中我就站在右边第三个，戴了一顶草帽，大大的领带结上插有一枚珍珠别针，还蓄着直到四十岁才剃掉那平民上校必备的胡子，还戴着神学院学生般金属边框的近视眼镜，这眼镜我一直在半个世纪后才摘下来。我这些年在许多地方见过此相片，但是只有现在才注意这里面的信息：开始创业时的四十八人到现在只有四人还活着，我们中间最小的那个刚刚服完因多重谋杀被判二十年刑期。

老板终于打完电话，惊讶地发现我正看着相片，然后微笑说：“这些小叉不

是我加的。我认为这品位真差极了。”然后他在桌后坐下，改了口吻接着说道：“请允许我告诉您 您是我所认识人中最难以捉摸的。”我相当惊讶，但他赶在我前面说道：“你要辞职？这才是这次谈话的原因。”我只能说：“都一生一世了。” 他回答道：“ 这很有道理，但不是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我认为这个专栏真的很优秀，专栏里关于老人的文章是我有生以来读过最好的，一个辞呈就这么了结了它真的毫无意义，就像普通人逝世一般毫无意义。幸好.九点钟的讨厌鬼.读了之后觉得实在难以忍受，所以就合并了编辑版面（“九点钟的讨厌鬼”是新闻检察官堂-赫罗尼莫-奥尔特加）。他在没同任何人商量就用他的托尔奎马达（lápiz de Torquemada）铅笔从上到下划掉了。我今早发现此事之后还给政府寄了一封抗议信，我想这是我的责任，但私底下看，我还真得谢谢检察官的专横。对于这个专栏的停刊，我还真没准备好，我真心诚意地求您了，别像在茫茫大海中那样弃船而走。” 他用伟大方式总结道：“我们就接着聊聊音乐吧！”

我看他很坚决，就不敢用反驳去继续激化我们间的分歧。实际上这个问题到了这坎上我还真没找到得体的理由放弃这个无聊之极的工作。当我想到再次答应他以争取更多时间时真下了我一大跳。我必须好好控制自己，不让他发现我厚颜无耻地激动后那老泪纵横的丑态。然后我们和往常一样——这么多年仍然在一起谈天说地。

下一周，我大部分时候处于困惑中，很少感到快乐。我去宠物商那边领了我印刷工人送我的猫。动物的气味真的难以忍受，就像不会说话的小孩身上一样的味道。他们好似不会说话的灵魂，我听不到他们，但是我也忍受不了他们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打交道。我认为如果有人与狗相处的 比 与他妻子相处的还要好，那真是违背了自然规律，他们会教宠物准时吃饭，按时排泄，要宠物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者是分享他们的痛苦。但是我要是不接受这个礼物也就真没风度，此外，这安哥拉猫还真是漂亮，拥有玫瑰色而光滑的毛发，明亮的眼睛，它的叫声好像说话一般动听。商家附送我一个用于装猫的柳条筐，一份猫的血统证明，还有一本像组装自行车一样的自助手册。

一队巡逻兵正在圣-尼古拉斯公园门口进行安检，行人们只有过了他们安检后方能入园。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也从没想过到竟会有比我年老的征兆还沮丧的事情。这队巡逻兵有四人，领头的是一位年轻军官。队员都长得很粗野，身上还留有马厩的味道。军官盯着每一个过路人，脸上是他们海边安第斯人那般通红。检查完我的身份证和记者证之后，他问我篮子里装着什么？我说：“是一只猫。”他便想看下，我小心翼翼地掀开篮子上的盖子，以防它逃跑，但有位 军爷想确认下篮子底下是否还有其他物件，我的猫却不配合，爪牙乱舞起来。军官阻止了他，说道：“它是只名贵的安哥拉猫啊！”然后便抚摸了下它，嘴里好似念着什么。猫没有攻击他，也没不把他当回事。军官继续问道：“它几岁了？”我答道：“不大清楚，是有人刚刚送给我的礼物。”军官说：“因为我看它好像年纪比较大，所以我才问你的，可能十岁？”我想问他怎么知道的，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但是由于他那严肃的外表，以及斯文的回答，我不想和这种人交谈。军官接着说道：“我认为它曾经被遗弃过，而且经历过许多。注意：不要让它适应您，而是要您去适应它，开始随它去，然后你就能赢得它的信任了。”军官随后合上盖子，然后问我：“您是做什么的？”，“记者”，“从几时开始？”我告诉他：“都一个世纪了。”他说：“我相信。”然后我们握了下手，然后他用一句既是劝告也是威胁的话和我道别：“多多保重”

中午我切断电话，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瓦格纳的单簧管和管弦乐狂想曲，德彪西的萨克斯曲，布吕克纳的弦乐五重奏，这个在他灾难般的作品算是一个伊甸园式的绿洲（la rapsodia para clarinete y orquesta de Wagner, la de saxofón de Debussy y el quinteto para cuerdas de Bruckner）。突然间我发现我在书房中已被黑暗包围，感到桌底下有个滑溜溜的物体在移动，我觉得那不是活物，而是一个从我脚上拂过的超自然生物，我突然喊着蹦了起来。原来是我的猫，它有着羽毛般光亮的尾巴，神秘而缓慢的步伐，以及神话般的血统。一想到这间我一个人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屋子里竟还有如此一个非人活物时，我立刻汗毛竖起，冷颤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