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3/7页）

“你今年多大了？”哈格尔问。她就像一个妇女对一个小孩的年龄温柔地感到兴趣似的把眉毛一扬。

“十七。”

“都到了结婚的岁数啦。”哈格尔说这话时明显地在暗示，他不该再听凭母亲对他指手画脚了。

“我在等你呢。”他说，试图重新做出（或者说做出）一种男人粗鲁无礼的姿态。

“那可要等好久了。”

“为什么？”

哈格尔叹了一口气，似乎她的耐心在经受考验。“我一定要爱上那个娶我的人啊。”

“拿我试试看。要是你想试的话，你可以体会一下。”

“对我，你太年轻了。”

“说真话。”

“对，是我心里想的真话。”

“你呀，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满心等待迷人王子从大街那头骑马快步跑来，停在你的门前。这时你就三步并作两步冲下台阶来恭候着！你们两人的目光相遇，然后他就一下子把你拉上马，两人骑马随风而去。小提琴伴奏着，马背上还打着‘米高梅电影公司式的殷勤’字样，对吧？”

“就是那么回事。”

“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瞅着一个小男孩裤裆里鼓囊囊的东西长大。”

奶娃微微一笑，但并没有感到高兴。哈格尔放声大笑。他跳起来去抓她，她闪身跑进卧室，关上了门。他用手背擦着下巴，看着卧室的门，然后耸了耸肩，提起了两瓶酒。

“奶娃？”哈格尔从门里探出头来，“进来呀。”

他转过身，把酒放到桌子上。门开着，可他看不见她，只能听见她咯咯笑着，那是一种窃窃私笑，就像她赌赢了。他往屋里走得太快，忘了躲闪从屋顶吊下来的一只绿色口袋。等他走到她跟前，额上已经肿起了一个包。“你们把什么玩意儿挂在那儿啦？”他问她。

“那是派拉特的东西。她说是她的遗产。”哈格尔边说边解开外衣的纽扣。

“她遗留下些什么产业呢？砖头吗？”这时他已看到她裸露出上身。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就干这个。”她说。

那时候，他们俩这种笑着闹着扭在一起的关系是自由和公开的。只要吉他上班不在家，他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厮混，就像吉他本人在家时他自己的销魂一样频繁。她成了他生活中半秘密但又经常保持的固定内容。她很像在戏弄他，有时对他百依百顺，有时又拒之不理。他从来弄不明白什么时候或者是为了什么她会采取其中的哪一种态度。他猜想丽巴和派拉特可能清楚，可她们对于他同哈格尔关系上的变化从来不置可否。由于他不再像十二岁时对她那么倾慕，倒是满心欢喜地与她同床共枕。她是个乖僻、有趣、莫测的伴侣，虽然从小娇惯，但毫无心计，因此比起与他年纪相仿的多数女孩子更加趣味清新。有时候，一连几个月哈格尔不见他，可是有一天他出现在她面前时，她马上满脸笑容，热情接待。

哈格尔这么反复无常的忽冷忽热大约有三年之久，之后，她的拒绝越来越少，最后，从奶娃打了他父亲那次开始，她就毫不拒绝了。不仅不拒绝，她开始等候他，而他呢，越是陷入他社交生活的其他内容，她也就越发变得更加可靠了。她开始板脸撅嘴，含嗔带怒，责怪他不爱她或不想再见她。尽管他不大想到自己的年龄，她可是十分关心她的岁数。奶娃那种无忧无虑的男孩时代已经延伸到了三十一岁，哈格尔却已经三十六岁，必然变得神经质了。她理所当然地在他们俩的关系中加上了一种责任感；可他却在想找一个出路。

他把挑好的礼品的款子交给收款员，就离开了杂货店，心中已经决定把这事就此一刀两断。

我要提醒她我们是隔代表亲——他心里想着。他准备什么礼物也不给她买，而给她一笔可观的钱，就说希望她用这钱给自己买点真正的好东西，还要说明他给她礼物是对她妥协，他并不是她需要的那种人。她需要的是一个能跟她结婚的稳重的人。他在妨碍她。既然他们是亲戚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她该着手寻找别人。他会说，这事已经多年，现在的结局让他难过，让他深深地难过，但如果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像他爱她那样，就首先要替对方着想，一个人是不该对爱的人表现出自私的。

经过仔细考虑该怎么对她解释之后，他觉得似乎已经谈完话，而且把一切都办妥了。他回到他父亲的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些现金，给哈格尔写了一封措辞美好的信，结尾处是这样的：“同样，我也要感谢你，感谢你对我表达的一切，感谢你让我这些年来生活很幸福。我在这里签名的时候，当然满怀对你的爱，更重要的是，对你的感激之情。”

他确实满怀着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正是“感激之情”这种用词和“感谢你”这种冷冰冰的客气话把哈格尔的怒气冲上九霄云外，那儿一片蔚蓝，空气稀薄，鸦雀无声，人们屏神敛气，即使开口也都低声细语，周围的一切全都冷得凝结成冰，只有她胸中的烈火不时迸发出来，爆裂开去。后来她跑到大街上去找奶娃·戴德了。

奶娃把信和钱装进信封之后的好长时间，一直坐在他父亲的办公桌边。他把一项项的数字加了又加，不是少了八角钱就是多了八角钱。他仍然感到心烦意乱，暴躁不安，而这一切并非出于哈格尔的问题。不久之前，他和吉他谈过一次关于法网的问题。有一个大约十六岁的男孩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给绞死了，凶器据说是一根绳子，脑袋也给打得不成样子了。和地方警察合作的州警察指出，这个男孩被害的方式同一九五三年除夕夜另一个男孩被害的方式相同，也同一九五五年四个成人被害的方式一样，都是绞杀和毁容。在弹子房和托米的理发馆里，人们说温妮·露丝·扎德又动手了。人们对此放声大笑，对新进来的人重复讲着那个故事：一九三二年，有个叫温妮·露丝的杀人犯，用斧头肢解了几名被害者，还把尸体装到箱子里边，她因精神错乱犯罪被送进州精神病院，而每年都要逃跑两三次。

有一次，她步行两百英里，穿过两个州，最后才给抓回来。因为那年的十二月份，城里出了一桩惨无人道的杀人案，而彼时温妮·露丝恰好逃跑在外，城南的居民都相信是她作的案。从那时起，只要有什么耸人听闻的谋杀案公之于众，黑人们就说是温妮·露丝干的。他们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温妮·露丝是白人而被害者也是白人。他们总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们相信的白人疯狂症——完全用疯狂手段针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策划并进行犯罪行为。这种罪犯只能由他们白人中同样疯狂的家伙来判罪，而温妮·露丝·扎德就符合这种情况。黑人们坚信，他们本民族成员互相杀害时总是理由充分：同别人淫乱（发现一个男人同别人的妻子在一块儿）；违背好客的准则（一个男人伸手到他朋友的芥末罐里抓走肉食）；开口骂人不是男子汉，骂人不老实，骂人没人味，骂人精神不健康。更主要的，他们认为他们所犯的罪是合理合法的，因为他们是在气愤、忌妒、丢脸等等极端的激情中干出来的。稀奇古怪的杀人使他们开心，当然，被害人要是他们自己人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