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3/5页）

施瓦茨望着我。“你听到过‘苦路’[60]吗？”

“谁没有听到过呢？它从比利时一直通到比利牛斯山。”

苦路一直要追溯到战争爆发后的最初那几天。可是大规模的撤退，却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并突破马其诺防线以后开始的。最先是一辆辆汽车，高高地堆放着家具和被褥，后来是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运货马车，手推车，婴孩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是无穷无尽的步行的人流，在明媚的夏天向南涌去，一路还被俯冲轰炸机追逐着。流亡者掺进了这股撤退的洪流。失散了的家庭成员用煤块、粉笔、油漆或者其他任何可以使用的东西，把姓名和音信写在墙壁、房屋的正面和路牌上。这就成为一种近似路边公报之类的东西。此外，那些早已流亡了好几年、一直在躲避警察的流亡者，还发展了一种所谓的地下铁道，一种通信地址网，从尼斯直通到那不勒斯，从巴黎直通到苏黎世：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从他们那里能得到新闻、情报和忠告，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留你宿一两夜。多亏这种路边公报和秘密通信网，这个犹太人才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然的话，他们早已如同谚语中说的那样，针沉大海，消失不见了。

“他们担心，”施瓦茨接着说道，“如果留在拘留营里，他们又会被分开。这里是个妇女拘留营。他们一起被抓了来，可是已经得到通知，那丈夫马上就要被移送到男子的拘留营去。‘那我们就受不了。’他说。他已经把整个事情考虑过一番，确实认为其他办法一点也没有。逃跑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试过，而且差一点就饿死。眼下，孩子病了，那母亲完全被搞得筋疲力尽——而他自己呢，力气也都已经用光了。‘你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他说，‘情况也不会比屠宰场圈栏里的牲畜更好。他们想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走来把你们抓走。为什么？’他最后问道。‘法国人没有趁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放我们走呢？’他是一个文弱的绅士，瘦瘦的脸上，蓄着一撇浅黑的小唇髭。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们不需要我们，但又不肯放我们走——可是当整个民族已经瓦解的时候，谁还能够为这样一件多少有点荒谬的事情操心呢？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这样的事本来可以做些什么的人，却就是不肯费一点精神去想一想。

“第二天下午，有两辆运货汽车沿着大路开过来。就在这时，我看见有刺铁丝网活动起来了。十二个或者更多的女人相互支援，爬过铁丝网，奔进了树林。我仍然躲藏着，直到我看见了海伦。‘我们接到地方警署的警告，’她说，‘德国人已经来找那些愿意回去的人。法国当局不知道德国人还要干些什么，因此他们准许我们躲进树林，等德国人走了再说。’

“除了那一回在路上的片刻工夫，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海伦，这还是第一次。她那双长长的腿，还有她的脸都给晒黑了，可是她显得精瘦精瘦的。一双眼睛太大了，而且太亮了，形容似乎很憔悴。‘你把吃的东西都给了我，可你自己却一直在挨饿。’我说。

“‘我吃的东西才多呢，’她说，‘都考虑到的。这儿，’她把一只手伸进口袋，‘甚至还有一块巧克力呢。昨天，我们还可以买到鹅肝酱馅饼和沙丁鱼。可就是没有面包。’

“‘我跟他说话的那个人也要走吗？’我问。

“‘是——’

“蓦然间，海伦的整个脸都在哆嗦。‘我怎样都不要回去，’她说，‘怎样都不！你答应过我。我不要他们来把我抓去！’

“‘他们不会把你抓去的。’

“一个小时之后，那两辆汽车又开走了。那些女人唱着歌，歌声被微风吹送到了我们耳朵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61]。

“那天夜里，我把从韦内带来的毒药，分了一半给海伦。

“第二天，她知道格奥尔格已经发现了她住的地方。

“‘谁告诉你的？’我问。

“‘知道这件事的人呗。’

“‘是谁？’

“‘营里的医生。’

“‘他怎么知道的？

“‘从拘留营的司令官那儿。有过调查的。’

“‘医生告诉你该怎么办吗？’

“‘他可以在拘留营医院里把我藏这么几天。时间可不能太久。’

“‘那你非离开不可。警告那些处境危险的人躲到树林里去的那个人是谁？’

“‘地方长官。’

“‘那就好，’我说，‘把你的护照要回来，耍一个花招，把这里的释放证骗到手。说不定那位医生能够帮你的忙。如果不行，我们干脆就走。千万别泄漏一点风声。跟任何人都不能说。我试一试去找那个地方长官谈一谈。他似乎还有点人性。’

“‘那使不得。千万要小心。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要小心啊。’

“我尽可能把我的工装裤弄得干净些，到了早晨，我就从树林里走出来。我充分估计到会碰上德国巡逻队或是法国宪兵，但是从这时起，我能预料到的只剩这个了。

“我总算来到了地方长官那儿。我冒充德国技术员，说是为了架设军用用途的电力线路需要了解一点情况，把一个宪兵和一个公务员哄骗了过去。我从经验中学到，索性大胆莽撞往往会产生效果。假如那个宪兵把我当作一个难民，那他当场就会将我逮捕。相反，我却向他大声吆喝。像他这一类的人，对吆喝反应最快。

“等我走到地方长官那儿，我就把真情实况告诉了他。他凭冲动要做的第一件事原是想把我撵走。随后，我的厚颜冒失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递给我一支纸烟，叫我滚开，他说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过。十分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德国人大概有一份名单，万一少了什么人，是要叫他负责的。他不愿意在德国集中营里结束他的一生。

“‘地方长官先生，’我说，‘我知道您曾经保护过俘虏。我也知道您必须服从命令。可是您和我又都知道，法国正处在混乱状态之中，今天的命令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耻辱，而且如果混乱蜕变为毫无意义的残暴，那么以后将难以找到辩解的借口。为什么您，违反您的意志，把一些无辜的人关在有刺铁丝网的囚笼里，把他们送到死刑毒气室和拷问营去呢？不难想象，当法国还在保卫自己的时候，把一些外国人关在拘留营里，不管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自己的敌人，多少还说得过去。可是现在，战事已经结束了。几天以前，那些胜利者已经把他们的人民带了回去，其余仍被你们留在营里的，全是一些受害者，他们在恐惧中生活，就怕被押回去送命。我应当请求您为他们所有的人说个情——但是我现在来只是为一个人请命。假如您害怕那份名单，那就不妨把我的妻子说成是逃跑——或者是死了，反正我都无所谓。如果您愿意，就说她是自杀的，这样您就一切责任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