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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就去检查吧。’那个女人说。

“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怎么了?’

“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解释着。我望着那个人。我仿佛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电力?’他说。‘药物和维生素着实要有用的多咧。’

“他把便帽往桌子上一撂,走出房间去了。

“‘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对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说,‘那一位是谁?’

“‘当然是医生啊。其余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在乎的。’

“‘你们这里病人很多吗?’

“‘很多。’

“‘那么,死人呢?’

“她朝着我看。‘你问这个干什么?’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答道,‘为什么这里的人,个个都那么多疑?’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那个女人重复着说了一句,‘纯真的任性啊。你这个有家庭和护照的天使!不,四个星期里,没死过一个人。可是在那以前,是有不少人死了。’

“四个星期之前,我接到过海伦一封信。可见她一定仍然在这儿。‘谢谢你。’我说。

“‘谢我干吗?’那个女人说。‘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父母给了你一个可以热爱的国家,尽管它正逢上艰难时世——尽管它迫害着不幸的人,而且把他们交给狼群——就是那些应当为你的一切苦难承担责任的狼群。现在你就继续干活吧。继续安装电灯。只要你能够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装上一盏小灯就好了!’

“‘有个德国委员会来过这儿?’我性急慌忙地问。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

“‘我听说是有个什么委员会要来。’

“‘你觉得这样的消息特别能吸引人吗?’

“‘不,可是我得去警告一个人。’

“‘哪一个人?’那个女人问,分明在警惕着了。

“‘海伦·鲍曼。’我说。

“那个女人瞧着我。‘你想警告她什么啊?’她问。

“‘你认识她吗?’

“‘为什么这么问?’

“又是那道不信任的墙——这是后来解释给我听的。‘我是她的丈夫。’我说。

“‘你能证明吗?’

“‘不能。我的护照上,用的是另外一个姓名。可是,当我告诉你说,我不是一个法国人的时候,你或许会相信。’我拿出施瓦茨的护照来。‘一张纳粹的护照,’那个女人说,‘我正是这样想的。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我按捺不住了。‘为了要跟我的妻子再次相见。她住在这儿。她自己写信来这样告诉我的。’

“‘那封信你有没有带来呢?’

“‘没有。我从韦内逃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毁了。为什么人人都那么神秘?’

“‘我也想知道,’那个女人说,“你可以告诉我。”

“那医生回来了。‘需要你在这儿帮忙?’他问那个女人。

“‘不。’

“‘那么,你就跟我走。完工了没有?’他问我。

“‘还没有。我明天再来。’

“我回到了商店。那个火红头发的女人站在柜台后面,正在卖内衣,有两个顾客。我等着。我又感觉到自己要倒霉了,我还是溜走为妙,要不,在大门口说不定会遇到麻烦。警卫也许会换班,那我就得把所有的经过统统再解释一遍。我看不到海伦的一点踪影。那个女人避开我的凝视。很清楚,她正在拖延时间。随后又来了几个顾客,我还看见一个军官从窗子外面走过。我离开了商店。

“警卫没有换班。他们还记得我,便把我放行了。我当时的感觉,跟在韦内时完全相同: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后面偷偷地追上来,把我逮住。我出了一身大汗。

“一辆破旧的运货卡车正在向我驶来。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了。我继续往前走着,眼睛望着地面。那卡车驶过我身边,随即停住了。我抵制了逃跑的诱惑。那卡车完全有掉头的余地,而我却绝无脱逃的可能。我听到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叫唤:‘嗨,技工!’

“我转过身去。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你会修理发动机吗?’

“‘不。我是一个电工。’

“‘也许那是点火装置的问题。看一下吧。’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司机说道。我抬头一望,是海伦。她站在那个兵士后面,盯着我看,还把一根手指伸到她的嘴唇边。她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毛衣,人很瘦。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她又说了一遍,让我走过去,‘千万要小心,’她悄悄地说。‘装作你很懂你在干着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毛病。’

“那兵士在我们背后轻松地踱着。‘你是从哪儿来的?’她嘟囔着说道。我咣当一响打开了车盖。‘逃出来的。咱们怎么能见面?’

“她在我旁边往发动机里张望着。‘我到店里买东西。后天。在村子里。你进去的时候,靠左边的第一家咖啡馆。早上九点。’

“‘那之前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吗?’那个兵士问。

“海伦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卷,递给他。‘只要两三分钟。没什么严重的。’

“那兵士点燃了烟卷,在路边坐下了。我胡乱修理着发动机,海伦在一旁看着。‘哪儿?’我问她。‘在林子里?在栅栏边?我昨天去过那儿。你今夜能来吗?’

“她迟疑了一会儿。‘好吧。今夜。不过,我十点以前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因为其余的人,统统都要到那个时候才离开。如果到十点我还没来,那就改到明天。千万得小心。’

“‘这儿的宪兵怎么样?’

“那个兵士走过来了。‘还不太坏,’海伦用法语说,‘马上就可以修好了。’

“‘这是一辆破旧的汽车。’我说。

“那兵士笑了起来。‘德国佬有新汽车。还有那些部长们。好了吗?’

“‘好了。’海伦说。

“‘我们碰到你真是幸运,’那个兵士说,‘关于汽车,我只知道它们需要汽油。’

“他爬进汽车。海伦跟着也上去了。她调好了档。大概她刚才不过是把开关关掉了。马达发动了。‘谢谢你。’她说,向我探出身子。她动了动嘴唇,发出无声的话语。‘你是个第一流的技工。’她说,然后便把汽车开走了。

“我在那儿蓝莹莹的汽油烟气里站立了几秒钟。我仿佛觉得自己从极端的灼热降到了极端的冰冷。也就是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随后,我逐渐开始思索起来,跟思维一起来的,还有焦躁不安,对我听到的那些话的追忆,以及疑虑的揪心剧痛。

“我躺在树林里等着。海伦管那一排盲目凝视着暮霭的女人叫作‘哭墙’[57],这会儿正在逐渐散去了。没隔多久,她们绝大多数都踱回了营房里。天色越来越暗了。我直瞪瞪望着栅栏的柱子。它们都变成了黑影,随后在这些黑影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黑乎乎的人形。‘你在哪儿啊?’海伦轻轻悄悄地低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