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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需要它们嘛,”我说,“要踩过他们自己制造的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

施瓦茨喝干了他那杯酒。他总共也没有喝多少。我看了看手表:三点半。施瓦茨注意到了。“不会再耽搁多久的,”他说,“你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搭乘那条船。余下来的,都是有关幸福的事。关于幸福的事,从来就没有多少话可说。”

“怎么让你混过去的?”我问。

“那个党员已经看过海伦冒写的那封信。他把护照还给我。问我在瑞士有没有熟人。我点了点头。

“‘是谁?’

“‘阿默尔和罗滕贝格。’

“那是在瑞士工作的两个纳粹党人。凡是在那里住过的流亡者,个个都知道他们,而且个个都恨透了他们。

“‘还有别的人吗?’

“‘我们派在伯尔尼工作的一些人,我想没有必要把他们一个个都说出来吧?’

“他敬了个礼。‘祝你幸运。希特勒万岁!’

“我的旅伴可没有那么幸运。他只好把所有的证件都交出来,而且受到盘问。他浑身大汗,说话结结巴巴。我不忍看到这个光景。‘我能回到餐车里去吗?’我问。

“‘当然!’那个党员同志说。‘我祝您好胃口。’

“在我离去的一段时间里,餐车里已经坐满了乘客。一家美国人把我的桌子给占了。‘我还以为你替我把位置保留好了!’我跟那侍者说。

“他耸了耸肩膀。‘我试了,先生。可是,对付美国人你有什么办法啊?他们不懂德语,他们爱在哪里就在哪里坐下了。您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就坐呢?一张桌子终归只是一张桌子嘛。瞧,我已经把您的酒都给搬过去啦。’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家四口把我的桌子给占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钱钞旁边。我不可能硬要回到先前那张桌子。那样会引起无谓的骚乱。我们毕竟还在德国的土地上呢。

“当我站在那儿想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那侍者说:‘请您坐下吧,先生。他们一走,我就让您搬回去。美国人吃东西倒是挺快的。三明治和橘子水。回头我再侍候您吃一顿丰盛的午餐。’

“‘好吧。’

“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选了一个座位,从那里可以密切注视我的钱。你想到这一点也真觉得有趣——一分钟之前,我宁肯花掉世界上所有的钱,只要能够穿过边境。可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却是,我们一穿过边境,我就把钱给取回来,即使非要我向那一家美国人进行袭击不可。我朝外一望,看见那个忧心忡忡的矮个子被带走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没有受到他那样的遭遇——随后,我才产生了同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同情也不过是一种用魔法驱走厄运的伪善的尝试。

“我十分憎恶我自己,可是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即使我确实想有所作为。我既要安全地越过边境,又要取回我的那笔钱。倒也不是那笔钱的本身——那是安全,海伦,未来的岁月。再说,那是钱,那是我自己的命根子,我利己主义的幸福。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它。可是,在我们心里,却往往躲着那个放肆且伪善的蹩脚演员——”

“施瓦茨先生,”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怎么样把钱拿回来的?”

“你提得对,”他说,“可是,我的长篇大论也是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瑞士海关警官走进餐车,而那家美国人不但有手提行李,而且还有衣箱放在行李车里。他们不得不走了。几个孩子也跟着出去。他们已经吃好。桌子也抹干净了。我便搬回原来的座位,把一只手搁在桌布上,摸着那微微隆起的地方。

“那侍者又把酒搬了过来。‘跟海关警官应付得还不错吧?’他问。

“‘当然,’我答道,‘把烤肉给我送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

“‘不,’他说,‘还没有,要等我们火车开动的时候才算。’

“他走到厨房里去了,我便等着火车开动。对这种最后时刻的极不耐烦,我肯定你是全都知道的。我定睛望着车窗外面站台上的人们:一个穿着晚礼服、裤子显得太短的矮子,来回地推着一辆小车,发疯似的在试着兜售奥地利制造的酒和巧克力。跟我同车厢的那个惊慌失措的人正在走回来。只有他一个人,赶得非常急促。‘喝得真快!’侍者在我旁边说。

“‘什么?’

“‘看起来好像您在试着扑灭大火似的。’

“我朝酒瓶瞟了一眼。它差不多已经空了。我甚至连自己在喝酒都不知道。这时,餐车突然倾侧了一下。酒瓶摇晃起来。我用手将它抓住。火车开动了。‘给我再来一瓶。’我说。侍者一溜烟不见了。

“我把钱从桌布底下取出来,放进了口袋。没过一会儿,那一家美国人回来了,往我刚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坐下,点了咖啡。那个小姑娘开始拍风景照片。她聪明极了,我心里这样想,这正是天下最最美丽的风景。

“侍者拿着一瓶酒回来了。‘这会儿我们已经在瑞士啦。’

“我付了一瓶酒的钱,还给了他一笔优厚的外赏。‘这瓶酒你自己留着吧,’我说,‘我不需要它了。我要庆祝一件喜事,可是我发觉那第一瓶酒对我来说已经过量了。’

“‘因为您是空着肚子喝酒,先生。’他解释道。

“‘是的,正是这个道理。’我站起身来。

“‘今天是您的生日吗?’侍者问。

“‘不,’我说,‘是我的金婚纪念日。’

“跟我同一间车厢的那个小矮个子默默无言地坐了几分钟。他的汗水已经不流了,可是一点也不夸张,他的衣服却已经湿得能拧出水来了。随后,他开腔了。‘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

“‘是的。’我说。

“他又不吭声了,却朝车窗外面望着。我们在一个写着瑞士地名的车站上停车了。有个瑞士站长挥动着一面旗子。两个瑞士警察站在行李车旁边聊天。有一个出售瑞士巧克力和瑞士香肠的货摊。我那旅伴伸出手去,买了一份瑞士报纸。‘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他问那个报童。

“‘当然,咱们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啊?十个拉庞[39]。’

“‘什么?’

“‘十个拉庞!十个生丁[40]!那份报纸的钱嘛。’

“那个人把钱付了,好像他刚刚中了奖似的。瑞士的钱一定叫他相信这是到了瑞士地界了。他刚才还不相信我的话呢。他打开报纸,浏览了一下,就把它搁下了。过了好些时候,我才听清他说的话。我尽想着自己获得了新的自由,因而觉得火车的轮子仿佛在我头脑里辚辚作响。随后,我看见他的嘴唇在掀动,意识到他是在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