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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会抱娃娃进屋，借着茫茫天空中折射的月光，继续在地板上玩，四周围着沙发和扶手椅，夜色开始弥漫屋内，从椅子湿嗒嗒的扶手套上撩起冰蓝色的垫布。就在窗户转为幽蓝之际，西尔维会唤我们进厨房。露西尔和我面对面，西尔维坐在桌子尾端，她正对的窗户，像水族箱的玻璃一样散发寒光，又像水一样歪曲变形。我们一边望着窗户，一边吃饭，谛听蟋蟀和夜鹰，它们那时的叫声总是格外嘹亮。也许是因为处在我们周围光线设定的边界内，也许是因为一种感官乃其他感官的保护伞，而我们已丧失了视觉。

桌上会摆着西瓜皮泡菜和午餐肉，苹果、果酱炸面圈和油炸土豆丝，一块事先切好的奶酪，一瓶牛奶，一瓶番茄酱，还有一叠葡萄干切片面包。西尔维喜欢冷盘，泡在油里的沙丁鱼，用纸信封包着的小水果派。她用手吃东西，轻声和我们聊起她认识的人、她的朋友，我们晃着腿，吃着涂了黄油的面包。

西尔维认识一位名叫伊迪斯的老妇，12月，在搭棚车过山时长眠安息了。当时，除了橡胶套鞋和猎用夹克，她还穿了两条连衣裙、七件法兰绒衬衫，不是为了御寒，西尔维说，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足。她蹬了腿，像林肯一样板着面孔，从比尤特行至韦纳奇，给公费安葬在了那儿。那年冬天啊，西尔维说，特别冷，雪轻得像谷壳。随便一阵风就能把一个小山头吹得光秃秃，雪花飞舞，像烟雾一样居无定所。面对如此严酷的天气，那位老妇逐渐变得刻板认命。一天早晨，她在黑暗中悄悄爬落到货场上，什么话也没说，只留下一枚据悉此前从未离开过她手的珍珠戒指。那粒珍珠很小，像马的牙齿一样发黄。西尔维把那枚戒指收藏在她放发夹的小盒里。

伊迪斯找到她搭乘的棚车，镇定自若地爬进去，列车员正要把冰冷的金属元件轧拢、联结起来。那样的天气里，人踩着的是化石。雪稀少得掩不住沟壑，掩不住大地的坑洞和窟窿，定型于地球上一次的巨变中。可在山里，大部分土壤给轰轰烈烈地埋葬，所有残骸，在大地下一次的隆起中，变成山丘和坟冢。在比尤特，这位老妇仰面躺着，手指交叉，呼吸凝立在她上方。待到韦纳奇时，魂魄走了，驱魔仪式完成。西尔维说，她和伊迪斯一起采过浆果，她们一度都在一家罐头厂打过工。那年冬天，她们俩的一个朋友获用表亲在比尤特的房子。那位老妇坐在火炉旁，吮吸手指（夏天手指上会有擦不掉的糖渍），不厌其烦地讲述昔日的时光。“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某人。”西尔维说。当记得有我们在场、记得我们是小孩子时，她间或试图让故事富有教益。

有个星期天，西尔维和一个叫阿尔玛的人坐在奥罗菲诺郊外木场的一堆松木板上，等待日出，等待种种惊恐过去，鸟儿忽地从林中蹿起，狗汪汪吠叫。是风，阿尔玛说。风像猎人一样可恶，没有一次面目相同。夜晚，风潜退到动物徘徊下崽的山中，白昼降临前，再度袭来，带着血的味道。“那是鸟儿受惊的原因。”西尔维向我们断言，因为她从未见过日出时鸟儿不率先蹿起、大声发出它们能有的警告。

距铁轨一百码处有个卡车休息站。窗口亮着灯，她们能隐隐听见《艾琳》的旋律。公路更远端有间收容所，周围是收容所休耕、隔离的田地，西尔维和阿尔玛有个共同的朋友在里面，那一刻她们本都希望见到她，只是她动不动就拉下自己的长发遮住脸，生气地落泪。

不过等阳光出来后，树林不再漆黑，天空不再冰冷、高远、粉红，这时，在那儿打盹惬意极了，木板吐露阵阵清香。有只猫发现她们，在西尔维的腿上躺了一会儿。阿尔玛从小餐馆带回热狗。她们一遍一遍唱着《艾琳》，像是唱给自己听。“旅途中，”西尔维总说，“星期天是最美好的时光。”

西尔维搬到了楼下，住进我外祖母的房间。那间房与厨房不相连，比房子那一侧的其余地面低三个台阶。里面有玻璃双开门，通向葡萄藤架和果园，藤架倚房而建，好似披棚。虽然那不是一个明亮的房间，但夏天，满室青草、泥土、繁花或果实的芬芳，还有蜂鸣。

房间里陈设简单。双开门旁有一个衣橱，窗下有一个柜子，两者都是我外祖父打造的，从衣橱前方的支腿和柜子左侧的支腿比后方或右侧的支腿高出几分便可看出，为的是抵消地板的坡度。床的两条腿立在楔形木块上。三件家具全漆成奶白色，要不是我的外祖父曾在上面绘图点缀，它们本会毫不起眼。衣橱的门上以前似乎是一幅狩猎图，裹了头巾的骑士置身于山腰间。床头，他画了一只孔雀，身形像母鸡，有翠绿的尾羽。五斗橱上他绘了一个花冠或花环，持在两个小天使的手里，天使漂浮在太空中，身后拖曳着华服。每幅图案都经过深思熟虑，刻画得淋漓尽致，但经年累月，白油漆吸收了这些图案，使之恰好浮散在表面下方。那总让我想起照片、倒影，在永无图像的地方，在大理石里，在我手腕纵横交错的青筋里，在海贝壳排布着珍珠的内壁里。

我的外祖母，在柜子最底的抽屉里，收藏了一批物件，有纪念品、麻线团、圣诞蜡烛和单只的短袜。露西尔和我以前常翻查那个抽屉。里面的东西散漫、五花八门，却又摆放得整整齐齐，让我们觉得在这整套藏品背后也许包含了某种重大的深意。我们注意到，例如，那些短袜似乎全是没穿过的。有个小酒杯，里面放了两颗铜纽扣，那似乎妥当合宜。一个褪了色的天使蜡像，散发月桂果的味道，一块黑色的天鹅绒心形针垫，放在一个盒子里，盒上刻有一家旧金山珠宝商的名字。有一个装满旧照片的鞋盒，每张照片背后有四小块黑色的毛毡纸，它们显然是从一本相册簿里揭下来的，因为格外重要，或因为格外不重要。没有一张照片里的人或地方是我们认识的。许多拍的是西装革履的男士，排在玫瑰花架前。

在那个盒子里，我找到一页纸，是一本看似分明非常重要的手册的第二页。纸张光滑厚实，和《国家地理》的用纸一样，又像信一般折成三折。页面最上端印着“仅河南省的数千万人”。下面是一组照片。一张里，一个赤脚男孩站在烈日下，眯眼对着镜头。一张里，一个赤脚男人蹲靠在一面墙上，脸掩在一顶大帽子的黑影里。一张里，一个年轻女子用茶杯喂婴儿喝东西。第四张拍的是三位老妪，站成一排，手放在眼睛上方遮阳。第五张拍的是一个乜斜的女孩和一头瘦削的猪。猪没有面朝镜头。页面底下用斜体字印着“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份资料向我完满地说明了姨妈莫莉离家的原因。即便今日，我仍一直想象她在某艘小船低矮的船舷旁探身，划过白浪滔天的上空，抛下渔网。她的渔网会拂掠这转动的世界，像草原上的风一样不留痕迹。她开始收网时，也许在衣冠楚楚的绅士、瘦削的猪、年迈的妇人和单只短袜都一窝蜂升天、震惊尘世之际，她会把渔网拉拢，不费吹灰之力，直到全部重量聚成一团，刚好位于水面以下。最后一拉，使出无穷的力量和从容，捕到的鱼散落进船里，喘着气、表情惊异，在益发稀疏的光线下闪现出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