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交友之道（第5/6页）
（我们）觉得莫里哀的话诙谐有趣，我们才笑；如果觉得腻味了，我们面露厌烦之意也无妨，而一旦不想再往下读，可以径直把它放回原处，根本不用想如此行事是否唐突了这位天才而兼名流的大人物。
面对每一桩友谊中都显然不可免的虚假，我们当做何反应？同一把友谊的伞下，却总是存在着两个彼此矛盾的方面，一面是我们得维系感情，另一面是我们想表达出真实的自我，对此难题，我们当如何措置？普鲁斯特是个极诚实的人，同时又是个极度渴求情感的人，正因如此，他发展出他独有的一套交友之道，竭力使两方面各臻极致而无所滞，照他的判断，对情感的追求和对诚实的追求，二者格格不入，不是偶尔难以两全，而是根本无法兼得。这意味着普鲁斯特在友谊上采用的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他要的是与劳合愉悦地互通情款，而非对莫里哀说他令人厌烦，或是对安娜·德·诺瓦耶说她根本不知诗为何物。你可能会悬想，如此一来，普鲁斯特未免不够朋友，实情却恰恰相反，他将二者分得一清二楚，交情归交情，诚实归诚实，反使他在两方面都更应付裕如，他是个好性子、可靠、迷人的朋友，同时他又是个诚实、深刻、决不会陷入温情主义的思想者。
要说明这种桥归桥、路归路的截然二分如何影响到普鲁斯特的为人处事，他与费尔南德·格雷的交往不失为一个好例。格雷与他一度是同班同学，后来又是写作上的朋友。普鲁斯特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费尔南德·格雷已在文学期刊《巴黎评论》任要职。普鲁斯特自己也认为这本《优游卒岁录》有毛病，不过要求老校友美言几句不能算是过分吧？未料对格雷而言，这还是强人所难了，关于普鲁斯特的写作，他在《巴黎评论》上甚至一字不提。他倒是在杂志上留了点篇幅写了书评，但他只谈插图、序言及随书附赠的钢琴琴谱（附赠琴谱是商家伎俩，与普鲁斯特毫不相干），结末还要来上一番嘲讽，说这书是托了人情才得以出版。
要是你有格雷这么个朋友，而他不久之后出了本写得糟糕之极的书，寄上一本要你发表高见，你会怎么做？普鲁斯特几星期后就碰上了这样的问题——费尔南德将自己的诗集《童年的家园》寄赠普鲁斯特，若是此书可以称善，将诺瓦耶比波德莱尔也真算不得什么过头话了。普鲁斯特正可借此良机出掉从格雷那儿受的一口恶气，直言他的诗水准太低，劝他不要不务正业。但我们知道，这不是普鲁斯特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他很大度地写了封信向格雷道贺。信中写道：“您的诗令我有惊艳之感。我知道您对我的书颇有微词。但那显然是因为您认为我写得不好，既然发现您书中的好处，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得对您直言我读后的感受，也对别人这么说。”
给朋友写了信过后却决定不将其付邮，这种事是常有的，而寄出的信往往比没寄出的更有趣。普鲁斯特去世后，从他遗下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了给格雷的一封短简，写信的时间稍早于他寄出的那封信。信中的话要刻薄得多，难以接受得多，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更为真实。他对格雷寄赠《童年的家园》表示感谢，接下来的赞词却都是说书写得够长够厚，只字不提诗的水准，再往下还有些伤人的话，说格雷傲慢、不可信赖、幼稚等等。
为何他写了信却未寄出？一般人认为朋友间结了怨应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然而这么做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也许会让人踌躇再三。普鲁斯特可以将格雷邀到酒店，叫上最上等的葡萄，往侍者手里塞上五百法郎小费令其小心侍候，而后与格雷开谈，轻声慢语对他说，他似乎有点过于傲气，对别人不够信赖，而且幼稚得有点孩子气。结果会怎样？结果会发现格雷马上涨红了脸，推开面前的葡萄，气冲冲走出餐厅，弄得刚赚了笔外快的侍者莫名惊诧。这么做除了与自视甚高的格雷两人之间生出嫌隙，还能有什么益处？再者说，普鲁斯特与这类人交友，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他识人之准，一如算卜者之能读懂手相？
对令我们心生怨愤之人反唇相讥兜其老底，往往太过伤人，这些笨拙的想头还是叠叠收收，存放到某个私人的角落为好。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就是这么一个角落，小说则是另一个好去处。
我们不妨把《追忆逝水年华》看作一封其长无比却未寄出的信，看作“普鲁斯特做派”的解药，看作雅典娜云云、奢侈的礼物、长茎菊花之类的反面，看作普鲁斯特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说不可道者于此尽可一吐为快的所在。普鲁斯特将艺术家描述成“能够将不足为外人道之事准确道出的人”，《追忆逝水年华》恰恰给了他一个机会，将不当说之事之思倾囊倒出。劳合·海曼也许自有其迷人之处，但也有令人不耐的一面，这一切均融入到对奥黛特·德·克雷西这个虚构人物的描写中。费尔南德·格雷在生活中或许躲过了普鲁斯特的一顿教训，但从书中那个令人生厌的人物阿尔弗莱德·布鲁赫身上，他可以看到普鲁斯特在转弯抹角地给他上课，因为这个角色身上的某些东西恰是他格雷的传神写照。
不幸的是，普鲁斯特既坚持诚实又维系友情的努力让巴黎社交圈那帮死心眼的人给搅了局，他们硬要把他的作品当作“纪实小说”来读。普鲁斯特言之凿凿，“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即使如此，很多人还是按迹索踪，自动对号入座：卡米耶·巴瑞尔发现诺布瓦身上有点自己的影子；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发现夏吕斯男爵有点像自己；德阿布费拉公爵看出罗贝尔·德·圣-卢和拉谢尔之间的情事写的是他和露易莎·德·莫南之间的关系；劳合在奥黛特·德·克雷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些特征。虽说普鲁斯特连忙向劳合赌咒发誓，说奥黛特事实上“与您正好相反”，但是既然两人的住址都一模一样，劳合不信他的话倒也在情理之中。普鲁斯特那年头的巴黎黄页上分明写着：“海曼（劳合夫人），拉贝鲁兹大街（rue Laperouse）3号”，小说中奥黛特则住在“拉贝鲁兹大街（rue La Perouse）一小旅馆，位于凯旋门之后”。惟一的差别似乎只是街名的拼写方式。
虽说生出这些麻烦，属友谊的归于友谊，属诚实的（不寄出的信或小说）归于诚实，这原则还是应当牢守不渝（当然街名还是改为上策，信件还须藏得严实）。
如此牢守友谊、诚实二分之疆界，甚至可说正是为了友谊。普鲁斯特有言：“对友谊不屑一顾的人也有可能……正是世上最珍视友谊的人。”这也许是因为，这些冷眼看世的人对友谊有一种更现实的理解。他们避而不谈自己，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这话题不值一谈，而是因为他们将这话题看得很重，而闲聊过于随意、多变，且极表面化，率尔而谈，反失其意。是故他们不会因老是充当听众而感到不悦，他们视友谊为倾听的良机，而不以教训他人为乐。此外，因为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他们认为一定程度的虚伪是免不了的，所以他们可以赞叹年老色衰的妓女玫瑰般娇艳，也不吝给一部眼高手低的诗集来一篇捧场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