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现在进入了生命的一个新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明显更加具有活力、更加多姿多彩，这段经历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足以让我写出一本虽然薄薄的但却很时髦的小说。我或许应该在小说中提到我是如何成为一家德国报纸的编辑，如何赋予我的笔杆子和这副毒舌太多的自由而遭受严重的后果，如何成为声名狼藉的酒鬼，经历了一场不愉快之后最终辞去编辑的职务，又成功让自己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巴黎，又是如何活得这么狂野不羁，在一个腐败的地方虚度年华，并且卷入了所有磕磕碰碰的事件当中。

如果我跳过这段小插曲不提，就会丧失那些品味龌龊、专门喜欢私密细节的读者们，但我对这些避而不谈并不是由于胆怯。我承认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钻进死胡同，见过各种各样卑鄙肮脏的事，也曾经卷入这些是非当中。但那些罗曼蒂克已经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你必须允许我专注于那些纯洁、美好的事物，并且远离那些肮脏无用的人，拒绝回忆那些已经被我抛之脑后的岁月。

一天晚上，我独坐在法国的布洛涅森公园里，考虑着我到底应该跟巴黎一刀两断，还是干脆在这里虚度余生，我想着想着，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便现在自杀也没有多少损失。

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早就过去的场景：初夏的一天清晨，在群山的环抱下，我跪在一张床前，床上躺着我垂死的母亲。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想起这个清晨，这让我感到震惊同时羞愧不已，于是那个愚蠢的自杀的冲动立刻消失了。我相信，除非一个人已经傻了或者疯了，否则没有人有资格结束自己的生命，更何况他亲眼目睹过另一条鲜活的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刻。再一次，我看到了母亲的死，看到了死神冷静而严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使她的面容变得高贵。死神，有一副严厉的面孔，但又像一位父亲领回走丢的孩子那样，既强壮有力而又和蔼亲切。

现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死神是我们聪明而又善良的兄弟，他知道每个人离开的时间，我们可以放心依赖他。我开始懂得，痛苦也罢，失望也罢，忧愁也罢，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我们烦恼困惑或者自我轻贱，更不是要剥夺我们的尊严，而是为了让我们成熟起来、使我们更加俊美。

一周后我打点行装并打包托运到巴塞尔。自己步行穿越法国南部大片地区。巴黎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却在我的记忆中像一股恶臭似的紧追不放，如今这段回忆却随着我每天的步伐，也在一步一步地遁入浓雾、吹散不见了。我出席了一场农村当地的通奸审判，在城堡、磨坊或者谷仓里过夜，跟皮肤黝黑、健谈多话的农村小伙子们共饮法国南部出产的葡萄酒。

两个月后，我到达巴塞尔，头发乱蓬蓬的、身体消瘦、皮肤晒黑，内心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我第一次完成这么长距离的徒步旅行，也将会是未来很多次中的第一次。从洛迦诺到维罗纳，从巴塞尔到布里格，从佛罗伦萨到佩鲁贾，这些城市之间极少有我没涉足的地方，我那双沾满灰尘的皮靴已经将那些路走过两三遍——这是我的追梦之旅，尽管这些梦没有一个圆满实现。

我在巴塞尔城郊租了一所公寓，打开箱子，取出我的东西，便开始工作。生活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城市里，又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使我暗暗高兴。我还跟几家报刊和杂志保持着联系，这样我就能获得足够的薪水维持我的生活。最初的几周还算不错，但是渐渐地，我悲伤的情绪又卷土重来，几天甚至几周都挥之不去，甚至在工作时也跟我形影不离。那些从来不识愁滋味的人，是难以理解这对我意味着什么的。

我该怎么描述它呢？我被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包裹着。城市和住宅里、广场和街道上的人们及其生活，与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始终存在一条巨大的裂隙。什么地方出了意外、报上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什么，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哪里有节庆活动、出殡送葬、定期集市和音乐会——这一切有何意义？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奔出房门，在森林里、山丘间、公路上漫游闲逛，草地、树木、农田都缄默不语，它们望着我，用无声的语言恳求我。它们寻求交流，它们有自己的义务，它们想要问候我。但是它们只能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理解它们的苦恼，并且感到痛苦，因为我无力解救它们。

我去看医生，并带去了详细的描述病情的文字记录，试图向他诉说我的苦恼。他读了那些记录，问了几个问题，并为我检查身体。

“您健康得很，简直让我嫉妒。”他称赞道，“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试着多读点书、听听音乐可能会使您高兴起来！”

“由于职业关系，我每天都要读一大堆新东西。”

“这么说来你需要到室外去活动活动，或许会对您有好处。”

“我每天要散步三四个小时，假日里至少比这走得多一倍。”

“那您就得强迫自己同别人打交道。您有变成隐居孤僻的人的危险，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眼下，您越是不爱与人交际，就更得强迫自己去同人们接触。您目前的状况还不是病，在我看来还不算严重；但是，如果您在社交方面仍然不积极的话，总有一天会失去精神上的平衡。”

这位医生非常同情我的状况，而且出于善意，他向我推荐了一位学者，这位学者的家算是文学界和知识分子小圈子活动的中心场所。我来到他家。人们知道我的名字，于是对我非常友好，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亲切的，于是我便经常登门造访。

在一个晚秋寒冷的夜晚，这里只有一位年轻的史学家和一位苗条的黑发姑娘，没有其他人在。这个姑娘为我们看茶，一直滔滔不绝地说话，还影射讽刺那位史学家。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弹钢琴。然后，她又告诉我，她读过我的讽刺小品，不过并不怎么欣赏。我觉得她很聪明，但有点太过聪明了。我没留多久便回家去了。

在这段时期，渐渐地，人们发现我经常在酒馆里泡掉很多时间，于是他们打听到我确实是个酒鬼。他们能有这样的发现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流言蜚语在学术圈里最为盛行。况且，这个让人丢脸的发现丝毫不影响我去拜访学者一家，反倒使我成为一个求之不得的对象，因为恰逢当时戒酒运动正如火如荼，那里大多数的女士和先生们都是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戒酒协会的成员，对每一个落入他们掌心的罪人都喜出望外。有一天，他们第一次彬彬有礼地向我的个人习惯发起进攻，我只记得他们说：频繁出入酒吧是件粗俗丢脸的事啦、酒精中毒的危害啦——所有这些观点都是站在卫生、伦理和社会的立场上——铿锵有力、不容置疑。他们还邀请我参加协会的戒酒活动。我受宠若惊，因为迄今为止，我对所有此类协会及其活动和他们为之努力的东西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当天，无论是协会的会议还是伴奏的音乐，都不乏宗教的弦外之音，让我觉得像一场闹剧，而且我也没有试图掩饰我的这种感觉。后来一连几个星期，他们都对我胡搅蛮缠，强求我戒酒——当然是用一种再友好不过的方式——直到让我觉得这事无聊透顶。一天晚上，当同样的规劝例行公事一般从头上演时，我陷入绝望之中，并且坚持用很大的声音请求他们放过我，别再对我喋喋不休。那个年轻姑娘也在场。她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末了还鼓掌叫好，只是我当时心烦意乱，并没有对她多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