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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门蒂去拿饮料和找笨狗时，我在手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面写着：“退休餐馆老板，孩子有三个，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三岁和二十八岁，孙子有六个，分别为十四岁、十二岁、九岁、五岁、五岁和三岁。”六个孙子中有两个好像是双胞胎，也许是他们使得门蒂如此惧怕死亡，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如到妓院狂欢和穿时髦服装。我早该问问他。

那天下午我应该问大家许多问题。尽管有点遗憾，后来我也知道我的那些问题开始总是“不管怎样……”，他们的答案也不会让我明白为什么自己有那种离奇的感觉：看不见的事情的发生和亲眼目睹的一个样。只须一个姑娘在拍全班像时对摄影师说的“注意别拍下皱纹”，只须和其他人一道对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开怀大笑，就能感觉到命运这个文明世界最古老的谜，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希腊罗马神话课中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当时我写的是“命运是三个女神，被称做莫依雷，克洛索司纺制生命之线，拉克西斯掌握生命长短，阿特罗波斯剪裁命运之线”。一切都不神秘时，命运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就像照相时我站在第三排，一只手搭在马歇尔·哥尔德斯泰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七岁，有两个孙子，分别为八岁和六岁”），另一只搭在斯坦利·威利科夫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八岁，有三个孙子，分别为五岁和二岁和八个月”）的那种情形曾是不可思议一样。

纽约大学有一个名叫乔丹·维萨的年轻摄影学生，他是后卫弥尔顿·维森贝格的孙子，和弥尔顿一道来拍一部我们聚会的记录片用于教学。当我不时地在房间里四下转悠，以自己的过时的方法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时，我听到乔丹正用摄影机采访他人。六十三岁的马里琳·克普里卡告诉他：“这不像其他学校，孩子们不错，老师也很好，我们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只是嚼口香糖……”六十三岁的乔治·克斯岑鲍姆也说：“是这周围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孩子……”也是六十三岁的里翁·古特曼插话道：“说心里话，这是我相处过的最聪明的一伙人……”“学校在那时完全不同。”同样年龄的劳娜·瑟格拉说。“1995年?只不过才几年时间，乔丹。”对另一问题劳娜这么笑着回答，但笑容里没有太多的欢乐。

有人对我说，“当人们问我是否和你一道上过学，我常告诉他们你怎样在威拉克的课上为我写的那篇作文，论《红色英勇勋章》。”“但我没有。”“你有过。”“我对《红色英勇勋章》知道什么?直到上大学我才读过这书。”“不，你替我写了关于《红色英勇勋章》的作文，我得了个优加。我晚了一个星期才交上去，威拉克对我说，‘值得等这么久。’”

和我讲话的这人，小个头，神情阴郁，白胡子修剪的很短，一只眼睛下有道吓人的伤痕，两耳都戴着助听器。这是我那天下午见到的很少几位之一，时间在每个人身上下了一番工夫，而在他的身上下的工夫更多。他走起路来有点跛，拄着拐杖和我说话，呼吸沉重。我没认出他，离他多近我也认不出，即使从戴着的标牌上知道他叫艾拉·珀斯勒我也想不起。谁是艾拉·珀斯勒?特别是我根本就不行，为什么要那样帮他?我真为艾拉写过那篇作文却连那本书都不屑于读一读?艾拉说，“你父亲对我很好。”“是吗?”“我的一生中和他待在一起的那几次使我对自己更满意，比和我自己的父亲度过的整个生命都好些。”“我不知道这些。”“我父亲在我的一生中是个非常边缘的人物。”“他干什么的?给我点提示。”“他靠擦地板为生，一生都在擦地板。你父亲总是鼓励你好好学习，我父亲要我干的事，是给我买一套擦鞋工具在报摊前挣点钱。那就是他要我毕业后干的。蠢极了！在那种家庭真叫受罪。真正愚蠢的家庭。和这些人在一起我生活在黑暗之中。你会被自己的父亲踢到一边，纳桑，会最终变成脾气暴躁的家伙。我有个兄弟，我们不得不把他放进精神病院，你不知道这些，谁也不知道。我们连提到他的名字都不允许。他叫艾迪。他比我大四岁，常常暴怒，将自己的手咬得鲜血直流。他叫起来像只郊狼，直到父母亲把他安定下来。在学校，当人们问我是否有兄弟或姐妹，我就写‘一个也没有’。我在大学时，父母给精神病院签了许可书，让他们给艾迪做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他就陷入昏迷，最后死去。你想像得到吗?让我到市场街法院外面去擦鞋——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忠告。”“那你干什么?”“我是个心理医生。我是从你父亲那里得来的灵感。他是医生。”“不准确。他穿着白大褂，但只是个看脚的医生。”“每次和伙伴们到你家去，你母亲总端上一碗水果，你父亲常对我说，‘艾拉，对这事你怎么看?艾拉，那件事你是怎么想的?’有桃子、李子、油桃和葡萄。我家里从未见过一个苹果。我母亲已九十七岁了，我现在给了她一个家。她坐在椅子上整天哭泣，说实话，我认为她并没有在我小的时候那么伤心。我猜你父亲去世了吧?”“是啊，你的呢?”“我的那位等不及。他对失败真的看得很重。”而我仍搞不清艾拉是谁或他谈了些什么，因为就我所记得的而言，那一天也同所有经历过的每天一样，超出可以回想的范围，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哪怕有许多个艾拉·珀斯勒和我面对面站着以其他方式加以佐证。我最多能猜到的是，当艾拉在我家受父亲鼓励的时候，我还未出生。有关父亲问艾拉的看法，以及他吃着我家水果的情形，我绞尽脑汁也没有一丁点印象。有些事从你大脑里慢慢消失，直到完全遗忘，只因它们不够重要。它就属于那一类。而我所完全遗忘的东西却在艾拉身上扎下根来，改变了他的生活。

所以你不必非要看得比艾拉和我远，才懂得为什么我们这一生总认为除了我们自己，大家都错了。我们忘记事情不只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当它们太重要了也会忘记，因为我们每个人记忆和忘却的模式像迷宫一样绕来绕去，成为和指纹一样独特的身份印记。难怪现实的碎片被有的人像传记那样看重，而对其他人，比如说在同一个餐桌上吃过成千上万次饭的人，只不过像任意渲染的虚构物。但没人会交上五十美元来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只为了对另一个人固有的看法表示抗议。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天下午最大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自己还未被登在“纪念”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