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没有培养出坐得住的工夫。基于这样原因我有时候记杂记，只是信手写上一些，并不经常写。从这一方面说，这固然很好，可以锻炼记忆力，让它不消闲。但岁月不饶人，天长日久，任何“最好的”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锻炼”都无济于事了：记忆已经开始疲倦，变得难以驾驭。

然而任何一种类型的人，尤其是从事创作的人，都渴望记住一些事情，并愿意在小范围内推心置腹地讲述赏心悦目的见闻、生活中的谐趣、大自然的奇景和历史上的轶事，讲述旅途的印象、邂逅时的交谈。或者仅仅是想与别人交流一点在头脑中闪现出来的思想和沉积在头脑里有趣的思想，这些想法也许只对作者一个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作者希望即使不被别人理解，起码应当有人认真倾听他讲述。

应当说，所有思维健康的人都需要有人与之对话，否则孤独会使他窒息；而如果找不到知音，人们则倾向于和自己独白，去追寻生活中不可探测的深度，去猜解难以企及的种种问题和不易解释的事物，如像世界观这样的在人类生存中看上去易逝而又简单的事物。一言以蔽之，这样的时候，对生活意义的经常性思考将会占据一个人的心灵。人的心灵和理智的这种最为复杂的活动就是一种自我认知。但是由于完全不理解他人遭受灾难时的痛苦心情，根本不了解生活的真谛，所以总是对生活、对自己不满意。这样的时候，人的秘而不宣的思考、隐秘的公开表露会遇到不信任的态度，或者是遇到高傲的嘲讽，表现出对“粗鲁无知和傻气”的蔑视。在这一方面，我们小地方（这里不是指地理上的概念）的批评界可谓捷足先登，成就辉煌。它们自己昏昏然，毫无生命力，竟把前面提到的思考统统称之为“自我反省”，这样说大胆有余却又不负责任。判决已经做出，看来批评已经不再需要，应当把“自我反省者”看作是一种反社会现象，一种与英雄主义的现实和威武雄壮的现实格格不入的现象。这时候他们忘记了真正的诗歌，尤其是忘记了杜甫、欧玛尔·海亚姆[1]、莎士比亚、彼特拉克[2]、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勃洛克[3]、阿赫玛托娃和波德莱尔、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强有力的、悲壮的、享誉世界的诗歌。如果没有“自我反省”这些诗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就如同缺乏对生活真谛的理解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别的世界，不论他的世界是好是坏，是罪恶的世界，还是病态的世界，总之这是一个世界，而自我反省的过程就是“经过自己”感知生活意义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感知世界的过程相当复杂，相当痛苦。比如，因内在矛盾而受到损害的思想巨子列夫·托尔斯泰的认知世界过程，他所达到的超凡的哲学深度和一个不开化的农民提出“我和土地是什么”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灵紧张，都是复杂而痛苦的。

失去了思想的生活，失去了“思考和痛苦”的生活，这是空虚的生活、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尽管已是成年，在痛苦之中发现了似乎是身边平常的真理，这真理充满了伟大的意义：“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

不幸的是诗歌本身，特别是小地方的诗歌，过去曾经歌颂火车头、茶炊、三八妇女节和巴黎公社纪念日，现在又在讴歌白桦树、大轮船和生离死别。这种诗歌实在是过分简单，没有伟大的话题，没有“自我反省”。批评界则又时常在纯粹字面意义上理解伟大诗人具有挖苦意味的预言。这位诗人说过：“你们终有一天将会了解，诗是从什么样的垃圾里生长出来的，它根本不知道羞耻之为何物……”这里指的是物质面貌方面，即所谓垃圾的“形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诗的“圆木”这时却沿着现代生活的沸腾河流自行流放掉了，流落到木材加工联合企业里被加工成木材了。

“这不是‘聪明误’吗？”说准确些，这是由于教育水平低下、缺少文化和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缘故，否则，批评家们应当知道，只能从沙里淘金，从不被注意的小石头里或者不起眼的小河沟里采出金刚石。可是愚笨的母鸡浑头浑脑地在有伤大雅的粪土中寻找宝石粉。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外省的批评家们大概就学于一些专门学校，求教于我完全不知晓的教师爷，这些人头朝下读书，所以他们全是一些色盲症患者，只能分出黑与白，而彩虹和童话般的斑斓色彩他们的视力根本就难以辨明。

更令人悲哀的是在文学、艺术、音乐、绘画中，尤其是在电影中，人人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谈论起所有问题都是咄咄逼人、自命不凡，使得你不免觉得自己太贫乏、太落后，没有能够掌握“新事物”，难以企及“高峰”；也时常冒出来一个导演，推出的电影或者剧作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代表作”的水平，拋到银幕上的货色竟是矫揉造作得令人肉麻的东方杂耍表演，挂起来的美术作品竟仍然是“早晨”主题的翻版，画框里硬塞进某一个“伟大”人物，又一个“布加乔夫性格”闯入生活当中，于是乎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读者、观众和听众领会艺术的水平，“积累”文化素质的水平便裸露无遗了。

但历朝历代人总是人，人们渴望倾心交谈的需求从来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我希望永远也不会消失。就算作家自己是“牧师和教士”，可是自白的渴念，特别是尖锐地感到孤独的老年作家具有的自由的渴念，在我们这个忙碌的世界里熬煎着这些老人们，迫使他们寻找与对话者交谈的种种新的途径。最近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作家开始通过短篇札记——短文——来同读者交流，这并非偶然，这样可以更快地接触到为生活所迫而整日工作、疲于奔命的当代读者。产生了邦达列夫的《瞬间》、克鲁平的《种子》、别洛夫的《和谐》、索洛乌欣的《掌上珠玑》、扬吉·布雷利的《玻璃画》、科茹霍娃的《零陵香》，更多的还有一般的“微型散文”或者“抒情散文”，风格更为大胆泼辣和技艺更为高超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把它们称作“散文诗”。事实上屠格涅夫并没有表现出大胆的性格，倒是他的出版人更大胆些，是出版人给这位经典作家的短小精品冠以如此美妙的名字，作家也只能同意他，就如同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经常不假思索地同意“给我们提示并且教训我们”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