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成为律师（第2/4页）

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把这份成绩单的构造深深地印到脑海里，然后把成绩单给她。“好吧，我信了，你不仅性感可爱，还非常聪明。”我摆出道歉的样子说。

第二天，我去了美术用品商店、文具店和办公用品商店，买了一些法律专用尺寸的铜版纸、设计材料、各种字体的字母印章块、美工笔和铅笔、一把雕刻刀片、胶水、三角尺，还有一些金色的印章贴纸和一个公证员钢印。

我开始简单地切下哈佛大学法律学院的标志，把它贴在铜版纸的顶端。然后同样地弄下学校的印章，附在学校抬头的下面。接下来，我填上了自己的名字、毕业年份和学位，然后用三角尺和一只很细的美工笔，仔细地在这些铜版纸上画线。之后，再用字母印章小心翼翼地打上哈佛法学学位需要的每一门课程名、选修科目，以及编造的成绩。考虑到威尔考克斯可能会看这份成绩单，我给自己大学三年打的平均成绩都是3.8分。

这份东拼西凑的成品看上去就像设计师桌上留下的边角料，然而，当我把这几张纸用自助式复印机打印出来时，就显得十分精致了，看上去简直和从电脑打印机里吐出来的一模一样。最后，我在最末页的底部贴上金色的印章贴纸，在上面盖了公证员的钢印，有意识地做点磨损，然后用一支粗头钢笔，字迹潦草地签上哈佛法学院教务主任的大名，并在下面注明教务主任兼公证员。于是，这六张纸的成绩单赝品就大功告成了。

至于它到底像不像真正的哈佛成绩单，我可不知道，要等到我把这份赝品递交到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时才能见分晓。威尔考克斯已经做了十五年的律师，州助理检察官也当了有九年时间。他在当地认识许许多多的律师同行。而据他讲，我是他碰到的第一个哈佛毕业生。

我花了整整三个星期把自己埋在威尔考克斯办公室的书堆里，结果发现法律比我想象中的容易多了，也枯燥得多。然后，我屏住呼吸，走进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一个法律系学生正在办公室充当办事员，他翻了翻我的假成绩单，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去复印了一份，把我伪造的原件还给了我，同时还有一张律师资格考试的申请表。在我填写表格的时候，他一边查阅着日历，一边给什么人打电话。

“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就可以参加下周三的考试。”他说，然后向我鼓励地笑笑，“对于哈佛毕业的人来说，这简直轻而易举。”

要是对一个真正的常春藤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说这话，他也许是对的，对我而言却是困难重重。在考试的八个小时里，我一直琢磨揣测，这也许……那可能……再加上自信的推断和一知半解的连蒙带猜。

我失败了。

然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考试没合格的通知单后面居然还附着我的考试卷子，上面标注着我答对和答错的题目。看起来，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里有人对我有好感。

我回到威尔考克斯的办公室，在他的书堆里安营扎寨，集中对付考试中答错的那部分问题。威尔考克斯也一有时间就来辅导我。就这样，六个礼拜后，我觉得我可以做第二次尝试了。

我又考砸了。试卷再一次回到了我的手中，还是批注着正确和错误的答题。我正在不断进步。其实，我对于自己能答对那么多法律问题感到欢欣鼓舞。我决定最后一次考试一定要通过。

终于，在七个星期后，我进行了第三次考试，并且通过了！不到两个星期，我收到一张精美的证书，承认了我在该州的律师资格并允许挂牌执业。我简直要疯了。我连高中都没毕业，大学的校门都没踏进去过，现在却拿到了律师资格！不过，我认为我真正缺乏的学院教育只不过是些专业术语，历经这四个月填鸭式的法律学习，我认识到法律只是充斥着各种专业术语而已。这些专业术语决定了正义。

威尔考克斯履行了他的承诺。他安排州检察长和我进行一次面试，因为有威尔考克斯的推荐，检察长就雇我当了助理，年薪是1.28万美元。

我被安排在企业法务部，它是隶属于检察长的一个民事部门。这个部门的律师负责处理所有违反州法的小案子，诸如不动产的确立确定诉讼、土地充公案件，以及其他各种不动产纠纷。

这就是他们要干的大部分事情。我被安排在高级助理菲利浦・里格比下面协助他工作。他来自当地的一个显赫家族，有点不可一世。里格比以南方贵族自居，而我恰恰撞上了他两个最大的偏见。首先，我是个北方佬，更糟的是，我还是个信天主教的北方佬！里格比把我降级为打杂的——泡泡咖啡，去拿这个去拿那个，想要什么就叫我去拿。我是该州工资最高的打杂工。里格比真是个没知识又顽固不化的乡巴佬。许多年轻助理也同意我的观点，尽管他们大部分也是当地人，但思想上却惊人的自由。

在部门里，我很受年轻单身汉们的欢迎。我和检察长的这些部下交上了朋友，我还有2万美元的不义之财，于是慷慨地把钱挥霍在他们身上，请他们在高级饭店里吃大餐、乘船郊游、在豪华的夜总会里花天酒地。

我故意给他们一种自己来自纽约有钱人家的印象，但我不会直接说出来挑明。我住在一个豪华招摇的湖景公寓里，开着租来的捷豹，堆满高档衣服的衣柜都够得上一位英国公爵的。我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上班，一方面是让自己开心，但更主要的是，我有那么多行头似乎让里格比感到不爽。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有三套西装，而其中一套我敢肯定是他那南联邦上校的祖父传下来的。里格比为人也挺小气的。

如果说里格比对我的衣着打扮十分反感的话，其他人对此倒还挺赞赏。某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的案子稍微有所延迟。其间，法官在长椅上向前探出身子，对我说：“康拉德先生，你对本次出庭的法律程序可能没有技术上的贡献，但你的出席无疑为我们增添风采，先生。你是我们南方穿着最讲究的打杂工，律师，本庭对你表示称赞。”这是真心在表扬，我十分高兴，虽然里格比听了差点中风发作。

事实上，我对自己这个打杂的角色非常满意。我并不希望真的去受理什么案子。那样子太危险了，说不定我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事情就会暴露。而且大部分时间，我和里格比做的事情都是枯燥乏味的，这种烦人的工作最好叫他一个人去处理。偶尔，他也会分我点好处，允许我写某项可有可无的土地纷争问题报告，或者对某个既定案子做公开论证，而我也的确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认为，总的来讲，自己没有给法律行业抹黑。里格比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律师，我坐在他后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在法律书和考试中搜集到的知识可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