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4/5页）

伦敦在给厄普顿·辛克莱那一本《马丁·伊登》的空白页上写道：“我写作《马丁·伊登》的宗旨之一，乃是攻击个人主义。我一定是失败了，因为没有一个书评家看出这一点。”当时，连社会主义的评论家们也指责他为个人主义辩护，已经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这使伦敦很着恼。他一再声称这是他最被误解的作品。

作者的意图竟然会跟评论家们的意见截然相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我们从作品本身中来找原因。由于基本上写的是他自己早年的恋爱和奋斗史，伦敦以大量的篇幅不厌其详地描绘马丁的内心活动，而对书中唯一有名有姓的社会党人勃力森登却着墨不多，把他写成一个愤世嫉俗的颓废主义者，又是个肺病患者，和马丁结识后不多久就去世了。尽管他给马丁指明了前途，他没有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说服马丁，只把他带到党支部去，怂恿他站起来轰他们一炮。结果，马丁用斯宾塞和马尔萨斯的论点跟他们辩论了一通。而在场的社会党人呢，伦敦只写了一个弯腰曲背的犹太人，那正是马丁心目中在生存竞争中该被淘汰的“弱者”的象征。即使有几回在摩斯家中，马丁口若悬河地抨击在座的当地知名人士，也是从尼采哲学出发的。和《铁蹄》不同，伦敦在本书中没有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和言辞来正面地表达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丁·伊登》一书最大的不足之处。

再从评论家们方面来看。由于伦敦的革命活动，他经常受到资产阶级报刊、宗教界及妇女团体等方面的攻击、谩骂，甚至造谣诽谤，但是由于他私生活方面也不无失于检点之处，也使社会党的同志们为之感到遗憾。贝西跟他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悉心为他治家。一九〇一年，夏米安·基特里奇从欧洲学了钢琴回美，出现在伦敦家每周三下午的聚会上。她生性好动，爱好骑马、航海，使杰克为之倾心。一九〇三年七月底，他突然向贝西提出分居的要求。一九〇五年十月，伦敦到美国中西部和东部作演讲，十一月十八日，在芝加哥获悉贝西提出的离婚诉讼的判决书已发下，第二天即和夏米安匆匆结婚，一时舆论为之哗然。此外，伦敦把大量版税用在修建游艇及别墅上，也使同志们为之惋惜。因此，在评论《马丁·伊登》时，他们很可能把执拗任性的伦敦和他笔下的马丁等同起来，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个人主义百般辩解。其实，平心而论，伦敦在书中并没有美化马丁，倒是把他的内心世界活生生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诸如他的爱情至上主义，不太纯正的写作动机，对稿酬的患得患失，赤裸裸的向上爬思想，甚至他的忘本思想，都直言不讳地写进了书中。而且伦敦最后还是用他主人公的自我毁灭来对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作了否定。在《海狼》中，伦敦把主人公“海狼”拉森塑造成一个十足的尼采“超人”典型。他孔武有力，学识渊博，像恶魔般统治着他那条捕鲸船上的全体人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肉体和精神彻底崩溃。当初该书也被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是对尼采超人哲学的歌颂，使伦敦感到遗憾。等他死后，不少人在评论伦敦作品时承认，把《海狼》再仔细地读一遍后，不难发现伦敦的真正创作意图：通过拉森的可耻下场，抨击尼采的观点。在马丁身上，个人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危害别人的地步，这是和拉森大不一样的，但已经足以毁灭他自己。伦敦在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偕爱妻作环球航行的初期，头脑清醒地每天写一千字，并且就他原稿上绝少涂改处的情况看来，他是充分构思成熟，胸有成竹地写作本书的。这样说来，他是不是存心用马丁的悲惨结局来为自己敲起警钟，勉励自己多多加强跟人民大众的联系，来抵制自己那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腐蚀呢？

但是，尽管似乎有这份自知之明，伦敦最后还是逃不掉跟马丁·伊登同样的命运：用自己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同之处只是他推迟了十六年之久而已。这是他和马丁又一点最大的差别。马丁是一成名马上就幻灭的，伦敦却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六年写作了近五十部作品才走上绝路的。从南太平洋回美后，他开始雇人修造大规模的别墅“狼舍”，先后花去了八万元。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八日刚刚落成，当晚就起火烧成一片废墟。这对他是个莫大的打击。社会党的同志们本来就指责他在党亟需资金时个人肆意挥霍，这时把这次事件看作对一个兴建宫殿的社会主义者的惩罚。伦敦为了筹集这笔巨款及其他用途，经常向出版商预支版税，事后不得不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去抵偿。他心情异常矛盾，曾在致辛克莱的信中坦白承认：“我写成了一篇东西，感到痛恨。我写它，因为我需要钱，而这正是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但如果给我自己有选择余地的话，我绝对不愿再动笔写作——除非是写一篇社会主义论文来对资本主义世界说明我多么鄙视它。”迟至一九一五年，他的确还为辛克莱所编自古以来的先进思想家、诗人、革命者的文集《争取公道的呼声》写了篇精辟的序文。在文中，他指出世界上充斥着不义、残暴和苦难，但人类一定能建立一个更高级的新的文明。

但他晚年也发表了不少廉价、庸俗甚至反社会主义的小说。他又开始酗酒，结果“借酒浇愁愁更愁”，形成恶性循环。他得了精神忧郁症，周期越来越频繁，并出现酒精中毒的征象，终于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被发现服了吗啡而人事不省，经抢救无效，于当晚去世，享年仅四十岁。

杰克·伦敦当时已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过早的逝世受到全世界各方面的哀悼。后人把他尊崇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这是他当之无愧的。他出身于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写作，为劳动人民请命。尽管他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世界观的矛盾，他的最佳创作和革命论文将永远是进步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马丁·伊登》也将作为他不平凡的一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流传下去。

吴 劳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

一百多年前，杰克·伦敦成长的那个时期中，在美国正是一小撮靠巧取豪夺致富的“强盗资本家”（robberbaron）和在“血汗工厂”中挣扎求生的广大劳动者尖锐对立的世界。他就他亲身的体验，加上他所理解的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写出了这样一部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小说，成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佼佼者，自是顺理成章的。今天我重读这篇二十一年前写的译本序，觉得在关于作者的生平介绍以及对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分析上，大体还是站得住脚的，原序中所用的战斗性较强的词汇和伦敦那个时代的气氛应该说也是合拍的。但时代不同了。今天，美国等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涌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已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即中间特别大，而上下两层则相对地缩小了。所以，《马丁·伊登》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作为一部杰出的青年成长小说，对今天的广大青年读者来说，在如何发愤自学、自我完善以及正确对待爱情及人生的关系等方面不无借鉴启发之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丁·伊登不愿随大流，不肯与世俗观念合污同流的独立思考精神。译者曾收到过青年读者的来信，并在报刊上看到关于《马丁·伊登》如何改变个人的一生的文章。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