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2/5页）

他同时以惊人的毅力发奋学习，边打杂工边念中学，进预科学校拚命补习，一八九六年秋就考进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因父亲病重，念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但他博览群书，诸如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生物学、进化论等等方面的专著，无所不读。他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著作中发现了达尔文主义。对于把“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生物界规律应用到人类社会而形成的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体系，他也衷心接受。他原来已自以为是体力和脑力两方面的强者，这时更在这种“白人优越论”中找到了理论基础。这样，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和歌颂英雄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就同时并存在他的思想深处。一直到死，他永远在两者之间摇摆、徘徊，始终没有解决这世界观中的基本矛盾。因此，等他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他的各个时期的创作中也反映出这两个方面：为强者压迫下的弱者请命，另一方面，美化、歌颂强者。

早在一八九三年，伦敦还在黄麻厂苦干时，《旧金山呼声》公开征文，他母亲劝他去应征。他花了三个晚上写成的记叙文《日本海岸外的台风》荣获头奖二十五元。第二篇海洋故事没被采用，他就中断了写作。一八九五年在奥克兰中学时，先后在学生文艺杂志《保卫》上发表了十篇小说和论文，其中有他第一篇社会主义论文《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与爱国主义》。他在文中谴责资本主义剥夺人民大众受教育的机会，号召爱国人士行动起来。

但伦敦真正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是他到阿拉斯加去“淘金”回来后的事。一八九六年，克朗戴克河流域发现金矿，引起了美国史上第二次“淘金热”。第二年中，在姐姐伊丽莎的支援下，杰克搭船前去，结果没有弄到黄金，却得了败血病，只得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回到加利福尼亚。幸而他在北方期间把所见所闻仔细地记录了下来，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回奥克兰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一方面写作，一方面参加邮局招工的考试。尽管生活条件极度艰苦，得负担寡母及弟妹的生活，他还是不停地写作，一次次地向报章杂志投稿，结果是一次次地被退回来，直到《黑猫》杂志出他四十块钱要他一个短篇小说，他受到了鼓舞，所以尽管此后依旧连连接到退稿单，他还是坚持下去，甚至一八九九年初邮局来通知他已录取，准备给他六十五元一月，他也回绝了。因为他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决心把写作当作终身职业。

当世界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夕，波士顿的有影响的文艺杂志《大西洋月刊》接受了他的北方故事《北方的奥德赛》，他这才走上了成功的坦途。在接下来的短短三年中，他接连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及第一部长篇小说《雪地的女儿》，直到一九〇三年，《野性的召唤》的出版奠定了他的国际声誉。但在这创作的最初阶段中，他世界观的矛盾就流露出来了。他通过《雪地的女儿》的女主人公之口，宣扬“白人优越论”：白人始终能战胜印第安人；还用别的人物来附和她的观点。在冰天雪地的“白色寂静世界”中，伦敦看到淘金者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摆脱了“文明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卑劣心理，甘苦与共，并在当地的印第安人身上看到了白人所没有的善良品质，但是展现在他眼前的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搏斗，却好像更加证明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中也起着作用，因此有时不由得讴歌“强者”，为白种人唱赞歌。

然而在伦敦为社会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所作的讲演和论文中，这种观点却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他以火样的激情呼吁所有的无产者，不管什么肤色，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他自豪地把他们都称之为同志。一九〇一年美国社会党正式成立，选出了以尤金·德布兹为首的领导班子。伦敦在写作的百忙中，抽出时间每星期日给奥克兰支部的同志们讲课，不要报酬，以为工人运动出力而自豪。他反复宣称：资产阶级已经搞糟了，应该让位给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定将获胜，正如太阳必然升起一般。因此，当一九〇二年一月赴南非报道波尔战争途中在伦敦逗留期间，他主动上东头贫民区访问。后来任务被取消，他索性买了套旧衣服，租了间房，以一个流落在英的美国普通水手的身份，一连待了六个星期，深入群众采访，写出了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深渊中的人们》。他愤怒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的血腥罪行，指出只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政权，才能彻底消灭这种人间地狱。

他在二十世纪开初几年中写的革命论文，先后收集在两本结集内：《阶级之间的战争》（一九〇四年）和《革命》（一九一〇年）。其中最有名的一篇《革命》，原是一九〇六年一月下旬在耶鲁大学当着几千师生及社会人士作的演讲。伦敦当众宣称，一支七百万工人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军已经在全世界成长起来，将要团结所有的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他最后发出警告：“革命已出现在眼前。谁敢来阻挡它！”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长篇小说《海狼》一出版就获得美国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畅销书。伦敦进入了他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一九〇七年四月下旬，他带了第二个妻子夏米安·基特里奇乘游艇“斯拿克号”出金门海峡开始作为期七年的环球航行。在赴夏威夷的第一程中，他开始写作《马丁·伊登》，每天上午，坐在舱口盖板上，聚精会神地写一千字。一九〇八年中，伦敦在南太平洋先后得了疟疾及一种奇怪的皮肤病，不得已到澳洲悉尼进医院休养，弄得身心交瘁，终于把“斯拿克号”交拍卖行廉价出售，于一九〇九年七月搭船回旧金山。两个月后，《马丁·伊登》问世。

“啊，不错，你可能毁了我的写作和我的事业。我是天生必须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可是资产阶级精神和现实主义是敌对的。资产阶级全是胆小鬼。他们害怕生活。而你呢，却千方百计地要叫我也害怕生活。你希望把我弄得循规蹈矩。你希望把我塞进一个两英尺宽、四英尺长的生活的框框里，在那里，生活里的种种价值全是架空、虚伪而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教养和文化是建筑在庸俗的基础上的——我得承认，庸俗得无以复加。我刚才说过，你希望把我弄得循规蹈矩，用你的阶级理想、阶级价值和阶级偏见来把我改造成为你自己阶级的一员。”

这是工人出身的作家马丁·伊登在拒绝他过去热恋的情人、资产阶级小姐罗丝·摩斯在他成名后要求重修旧情时的一段痛快淋漓的话。这构成了全书的最高潮。在这里，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原来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不但垄断了社会上的物质财富，也垄断了精神财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是通过了摩斯一家子，尤其是罗丝本人，无孔不入地渗透进马丁的心灵。在这场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中，马丁终于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