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尸车（第2/3页）

参观了她在洛杉矶MAK艺术与建筑中心举办的展览后，我们约在一辆贩卖墨西哥玉米卷的卡车旁见面，然后坐在拉布雷亚公交站的长椅上，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我很高兴能和将尸体处理推向极限的人谈话，她也很乐意能与传统殡葬业的从业者沟通。我们一致认为，鼓励人们接受遗体分解这个必然事实是个崇高的目标。她送给我一桶食肉菌的雏形，我本来想养在车库里，但失败了，估计是因为没喂给它们足够的肉。

几年来，不管是在西风工作还是在殡仪学校上学，我都不敢公开讨论文化中否认死亡的现象。网络有时不那么友善，特别是对年轻女性而言。我开设了一个俗气的“殡葬人问答”连载板块，里面充斥着歧视女性的留言，能让我伤心难过一辈子。是的，先生们，我让你们的鸡巴僵硬了。我遭受到的不仅是网络匿名攻击，还有其他殡葬业人员的不满，因为我向公众透露了本属于他们特权的“幕后知识”。“我敢肯定她就是想找点儿乐子。但既然殡葬业与乐趣无关，我绝不会找她安排家人的后事。”时至今日，殡葬业最大的专业协会“国家葬礼承办人协会”都没有承认我。

但随着我越来越大胆，人们逐渐走出黑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从棺材里爬出来。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葬礼承办人、临终关怀护工、学者、电影导演、艺术家，都想探寻死亡对生活的影响。

有时我突发奇想，写了很多封信。巴斯大学死亡与社会学院教授约翰·特罗耶博士是收信人之一，他写有一篇名为《人类遗体工艺》的博士论文，目前正在研究回收火化余热并另作他用的实例，比如给建筑供暖。英国伍斯特郡就有一家火葬场给当地游泳馆提供暖气，每年为纳税人省下14500英镑。火化过程由此变得节能。要知道，火化一具尸体和驾车行驶500英里的耗能相同。虽然我的邮件标题“趣味小妞！”略显粗俗，不过好在特罗耶博士还是愿意与我交流。

能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令我松了口气。我不再背负污名，也不再徘徊于社会的边缘。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人们与死亡的关系，揭开死亡的面具，努力帮助人们直面无法逃避的真相。

这份使命让我充满动力。表面上看，我是一名运送尸体的司机，每周三次载着11具尸体从圣地亚哥出发，沿着5号州际公路行驶。通过入境检查站时，我慢慢把车开到巡检处，这辆巨大的、毫无标记的白色货车比其他车道上的普锐斯和沃尔沃看起来可疑多了。我非常希望警察把我拦下，让我从自己的胡思乱想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想象中的场景如下：

“女士，你车里应该没有移民吧？”

“没有移民，长官，只有11个普通人，”我摘下墨镜回答道，“他们以前都是美国公民。”

“以前？”

“哦，长官，他们已经死了，真的。”

很遗憾，每次轮到我时，这些公务人员只要看到开车的是白人女性，二话不说立刻放行。照这样下去，我不仅能把几百个墨西哥人藏在火化纸箱里偷渡到美国，还能运毒。看来我很快就要发大财了。

由于很多时间都在路上度过，我现在尤其担心车祸，生怕在高速上翻车。我想象货车的后门猛然撞开，11名乘客陆续滚出。面对一片狼藉的现场，警察困惑不已：为什么11个死者全身冰凉，一点儿外伤都没有？

一旦真相败露，他们发现这些人早在车祸前就死了，我就出名了。我的恶搞图片在网络上疯传，因为有人把我的头像PS在卷着尸体的龙卷风上。对，就是《绿野仙踪》里那种。

幸运的是，我每天都顺利载着11具尸体回到火葬场。我把车停在厂房后面，总能碰上艾米利亚诺在停车场拉手风琴，他那辆凯迪拉克里的音响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墨西哥音乐。我从车上卸下尸体时，这就是我的背景音乐。

不过有一次我差点儿丧命。那天我穿行在加利福尼亚的索尔顿湖，开的不是运送尸体的白色货车，而是我那辆古老的大众。索尔顿湖是人工修建的咸水湖，位于南加利福尼亚沙漠正中心。20世纪60年代，有人提议将其改造成类似棕榈泉那样的度假胜地。然而现在，那里没有马提尼，没有夏威夷草裙舞，没有冲浪，取而代之的是废弃的房车和棕色的沼泽，臭气熏天得难以置信。鱼类大量死亡，湖边沿岸堆满了死鱼和鹈鹕尸体。沙滩看起来还算令人满意，殊不知里面其实埋着成千上万具风干的遗骨。我从洛杉矶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前来朝圣，只为一睹衰败的惨象。有人觉得这纯属废墟色情迷的做法，但我想在这个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亲眼看看自然是如何向人类的傲慢宣战的。

我沿着35英里长的湖岸线向北驶去，中途在路边碰到一匹死去的郊狼。与偶尔在洛杉矶市内现身的小型郊狼不同，这是一头舌头发黑、体格庞大的野兽。我掉头返回，仔细检查了它的尸体。当地人开着卡车和全地形车从我旁边经过，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

这匹郊狼也许是个凶兆。索尔顿湖的鱼类坟场也有可能是。高尔夫球车里身穿“橘滋”粉红运动套装的老太太说不定也是。他们都可能是不祥之兆。

夜幕降临，我动身返回洛杉矶。10号州际公路途经棕榈泉，向西行驶的四条车道塞得满满当当，都是周末狂欢后准备回家的游客。我以75英里时速行驶在最内侧车道，这时车身左后方开始震动，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我知道车胎爆了。我打开转向灯，试图驶向外侧车道，但没有成功。

现在看来，爆胎还不算最糟的。此时轴承已经松动，轮胎马上就要脱落。随着螺栓断裂，原本装有轮胎的地方只剩一个大洞。

我的车成了三轮车，很快失去控制，在公路上疯狂打转，螺旋式地穿过四条车道。金属车身蹭在沥青路上，留下一道道火花。混乱中，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切都变成慢动作，车内寂静无声。对面车流的灯光变得一片模糊，他们好像进入到一个缓冲区，神奇地避开了我。

比起失控和当代生活的孤独感，这场车祸引发了我最大的恐惧，即佛教徒和中世纪天主教徒口中的“恶终”——毫无准备的死亡。如今，这可以被理解为在事故中粉身碎骨，没有机会向所爱之人表白爱意，所有计划全部打乱，没有告知别人如何料理自己的后事。

当我双手紧握方向盘试图夺回控制权时，我的思绪又飘走了。一开始，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说，哦，跟我来吧。周遭立刻安静下来。随后响起《月光奏鸣曲》，一切又恢复成慢动作。我不害怕。我意识到，车虽然翻了，但并不意味着恶终。四年来，我一直与死者和死者家属打交道，此时正是超乎体验的时刻。我蜷起身，等待最后的猛烈冲击。这一刻始终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