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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凯特，她才九岁。”

“克里斯，你说她什么？”

“她今年九岁。”

“什么，她才九岁？”我震惊极了，“她叫什么名字？杰西卡？”

“艾什莉。”克里斯摇摇头，叹了口气。

“老天。”

一个名叫艾什莉的九岁女孩，刚刚上完小学三年级，死在医院里。父母把她丢在那儿，直接回家上网输入信用卡号，坐等两周后邮局把女儿的骨灰寄去。

最后我不得不直接和艾什莉的母亲通了电话，因为不管我们来回发了多少封邮件，她提供的信用卡号始终有误。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一直试图用西尔斯百货商店的购物卡支付火化费用。谁能保证西尔斯百货未来不会提供一键式火化服务呢？估计到时候他们会起一个委婉点儿的名字，例如“高温处理服务”，越能掩盖本质越好。这么看的话，艾什莉的家人不是无情无脑，而是独具远见。

把一个九岁女孩烧成灰后装进盒子寄走，这种做法不仅无知，甚至称得上无耻，就像成年人相信孩子是送子鹤送来的一样。但是西风的老板乔，认为“火葬预约服务”是低成本殡葬业务的趋势。加利福尼亚州又一次见证了死亡的未来。

格兰代尔在洛杉矶北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城市：拥有全美最多的亚美尼亚人口、“31种美国口味冰淇淋”的故乡、世界上最知名墓园“森林草坪”的所在地。“森林草坪”不只是个公墓，而且还是一座“纪念公园”，宽广起伏的丘陵上没有一块竖碑。不少好莱坞明星都长眠于此：克拉克·盖博、吉米·斯图尔特、亨弗莱·鲍嘉、纳京高、珍·哈洛、伊丽莎白·泰勒、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还有华尔特·迪士尼（有传言称，他去世之后尸体就被冷冻了）。

“森林草坪”公墓建立于1906年。1917年，一位名叫休伯特·伊顿的商人担任新一任总经理。此人对单调乏味的欧式葬礼恨之入骨，立志打造一个新颖、乐观的美式“纪念公园”，彻底向老派墓园，即他口中的“阴郁岑寂的乱坟岗”宣战。伊顿用刻着有关死者信息的石板，取代了立式墓碑，因为“穿行在墓碑中间实属扫兴”。他把“森林草坪”变成艺术的乐园，竖立起无数座大理石雕像，并称其为“不说话的墓地推销员”。鸭宝宝是他购买的第一座雕塑，一群小鸭子围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打转。随着墓园里的艺术品逐渐增多，伊顿给了一名意大利艺术家100万里拉，要求他创作一幅“向上看天堂的耶稣，充满了神性光辉，由内而外散发出欢乐与希望的光芒”。直白点儿说，他想要一个“美国人模样的基督”。

伊顿是第一个倡导乐观主义的墓园老板，以“消除一切悲伤”为己任。“森林草坪”引发了一股美化死亡的风潮，备受全美殡葬业欢迎。死亡成了“与生者的告别”，尸体被称为“逝去的挚爱”“遗体”或“某某先生”，而这位“挚爱”经过防腐和化妆等悉心的照料后，就要独自一人“沉眠”在华丽的哀悼室里，等待入土。

1959年的一期《时代周刊》称“森林草坪”公墓为“迪士尼死亡乐园”，还称伊顿每天早上都领着员工祷告，提醒他们“推销的是不朽”。当然，并不是谁都能买到不朽。我们从文章里得知，“他们遗憾地拒绝了黑人和中国人的购买意愿”。

激进的死亡唯美主义理念令“森林草坪”公墓名声大噪，但也遭到了伊夫林·沃19的大肆嘲讽。沃在《亲者》一书中写道，伊顿麾下的防腐师团队把每一具送至“森林草坪”的尸体“泡入防腐剂里腌，浓妆艳抹似妖娼，肤色暗红不会烂，能存大约一百年”。

伊顿如同独裁者一般执行他的死亡美学计划，（在他的强迫下）员工将其视为“元勋”。（这让我想起了上中学时给我整牙的牙医，他从不让自己的助手叫他“医生”或者“黄医生”，提起他时只说“医生他”。这个称谓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我的牙早就歪歪扭扭地变回了原样。比如“医生他一会儿就来”“医生他上次给你治疗是什么时候”“我得问问医生他的看法……”）

由于“森林草坪”公墓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成为了殡葬业的辉煌时代。美国内战后的90年里，殡葬人设法改变了公众对这份职业的看法。一开始他们不得不靠给人做棺材增加额外收入，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化学技术一流的高级人才，打着“改善公共卫生”的旗号给尸体防腐，把光鲜亮丽的防腐成果展示给潜在客户。战后经济繁荣，人们出手阔绰，有实力和别人攀比葬礼的奢华程度。

“二战”后的20年里，全美的火化率低得令人咋舌，只有3%到4%。如果死者家属认为，一个由凯迪拉克式窄型棺材、华丽的花艺和防腐后的尸体打造的精致葬礼让他们看起来特有面子，那还要火化做什么呢？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枕在柔软的垫子上，身穿薄料做成的寿衣，头上顶着蓬松的发型，以艺术品之姿入土为安。这种庸俗的品位无疑迎合了二战后的主流审美，就像宗教学教授、美国殡葬业学者斯蒂芬·普罗特劳说的，“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年代”。

这股“花里胡哨”的风潮没有持续太久。20世纪60年代，美国消费者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殡仪馆虚高的价格坑惨了。在公众看来，殡仪馆不再是庄严与正派的代表，殡葬人变成了一群无耻之徒，靠丧事大发横财，占透了死者家属的便宜。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反对殡葬业现状的运动，领军人物当属一位名叫杰西卡·米特福德的女人。

米特福德是一名作家兼记者，出生在一个疯狂而古怪的英国贵族家庭。她有四个姐妹，其中一个加入纳粹党，成为了“希特勒的挚友”。米特福德影响了包括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玛娅·安杰洛在内的一大票作家。J.K.罗琳称她为影响自己最深的作家，没有之一。

1963年，米特福德写了一本名叫《美国式死亡》的书，对殡葬承办人大加抨击。作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米特福德相信殡葬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跟美国公众玩了一个巨大、残忍、昂贵的恶作剧”。《美国式死亡》一跃成为畅销书，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数周。此书反响极其热烈，米特福德收到几千封读者来信，这些人全都认为自己是殡葬业的受害者。她发现基督教神职人员成了自己最坚定的盟友，因为在他们看来，奢靡豪华的葬礼属于“异教徒行为”。

米特福德毫不情愿地承认，“森林草坪”公墓的休伯特·伊顿“也许是现代殡葬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此外别无他人”。伊顿顺理成章地成了米特福德最为深恶痛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