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2/4页）

这段对话无疑有些分量，因为我记得接下来几天，我几乎不再担心什么。即使到了晚上，忧虑往往重回心头，上床睡觉时，我也常想着上海的侦探满城在搜寻，愈来愈逼近绑匪。有时候，在黑暗中躺着，我发现自己编织了一出出错综复杂的戏才渐渐睡去，其中有很多便成为第二天我与秋良所用的材料。

顺带一提，我并不是说在这段日子里，我跟秋良不玩与父亲案情完全无关的游戏；有时候我们会沉浸在比较传统的幻想里，好几个小时。不过每当我的朋友发现我别有心事，或者我的心思不在我们玩的游戏上头，他就会说：“老哥，我们玩拯救父亲游戏。”

我们给这些关于父亲的游戏所编的内容，如我所说，有无穷的变化，但不久便建立了一个重复出现的基本架构。我父亲被关在租界外的一栋房子里。绑匪打算索取一笔庞大的赎金。许多较小的细节也跟着迅速发展，渐渐成为定案。情节永远是这样，尽管房子的周围是惨不忍睹的中国人区域，父亲所在之处却舒适干净。事实上我还记得这一项特殊的安排是怎么建立的。也许是我们第二或第三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秋良与我一直轮流扮演传奇人物孔探长——他英俊的容貌与那顶戴得潇洒不羁的帽子，我们从报纸照片上早已熟悉。我们正投入幻想中，玩得起劲，忽然玩到了故事里父亲上场的部分，秋良指着我——意思是该由我来演他——并说：“你，绑在椅子上。”

我们原本玩得很顺，这时候我停了下来。

“不要，”我说，“我爸爸才没被绑住。他怎么可能一直被绑住？”

秋良在发展故事时，从来就不喜欢人家反驳，他不耐烦地重复我父亲被绑在椅子上，我应该立刻到树干底下演出被绑的样子。我吼回去：“不要！”接着转身就走。不过，我没有离开秋良家的花园就是了。我记得我站在草坪边上——也就是走到我们的“丛林”外缘——茫然地望着一只蜥蜴爬上榆树。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传来秋良的脚步声，我准备好要跟他大吵一架。没想到等我转身，我看见我朋友以安慰的眼神凝视我。他走上前来，款语说道：

“你对。父亲没被绑起来。他非常舒服。绑匪的房子舒服。非常舒服。”

从此以后，秋良总是百般用心，好确保父亲在所有的戏码里得到舒适与尊严。绑匪总是让父亲衣着体面，他们自己却像是仆役，只要父亲开口要求，就为他送上食物、饮料、报纸。于是绑匪的性格也软化了；原来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家里有些嗷嗷待哺的亲人罢了。他们真心遗憾非铤而走险不可，他们会跟父亲解释，但他们又不能坐看自己的子女饿死。他们知道这样做不对，但他们还能怎样？他们选择班克斯先生，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穷人抱持着慈悲心，因此他比较可能体谅他们给他带来的不便。对于这点，父亲——每次都由我来演出——会同情地叹气，不过接着说，生活再艰难，犯下的罪行也不能就此赦免。再说，孔探长迟早会带人来把他们全部逮捕，他们会锒铛入狱，甚至押赴刑场处决。那么他们的家人又该如何？绑匪——由秋良饰演——就会回答，一旦警方查获他们的藏身处，他们就会束手就擒，并祝福班克斯先生与家人安然团聚。不过没到这步田地之前，他们还是得想办法让计划成功。他们接着会询问父亲晚餐想吃什么，我就会为他点一顿大餐，都是他爱吃的菜肴——里头总是包括烤牛里脊肉、奶油欧洲萝卜、清蒸黑斑鳕鱼。如我所说，秋良常常比我更坚持菜色要丰盛，而且常常是他加入许多很小却很重要的细节：父亲的房间必须比周遭屋顶还高，可以遥望河景，床则是绑匪为他从汇中饭店(1)偷来的，因此睡起来舒服得不得了。接下来秋良跟我会扮演侦探——不过有时候也演我们自己——直到故事尾声，其间还会在中国人区域的弯街窄巷里追逐、打斗、枪战，不管剧情如何曲折、如何变化，结局必然是极司菲尔公园里的盛大典礼，在典礼中，大家依序登上特别搭建的平台——母亲、父亲、秋良、孔探长，还有我——接受群众欢呼。这个部分，如我所说，是故事的基本架构，顺带一提，我想这也是我返回英国初期，在那些阴雨日子里反复搬演的情节，那时候我漫步于姑妈家附近的绿地打发空虚的光阴，嘴里喃喃念着秋良的台词。

大约在父亲失踪一个月以后，我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秋良，凌田的瓶子后来怎么了。我们玩到一半停下来休息，在我们的草丘顶上，坐在槭树荫下喝着梅俐用两只茶碗送来的冰水。秋良不再有任何怪罪之情，让我松了一口气。

“悦子拿回去瓶子。”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他姊姊真是救命恩人。不过现在每回她要强迫秋良做什么事，就以要向父母报告此事来要挟。秋良为此可谓吃足苦头。

“她也去房间。所以她跟我们一样坏。她不说。”

“所以没有问题。”我说。

“没问题，老哥。”

“因此你不用回日本定居。”

“不要日本。”他转向我笑笑，“我永远留上海。”接着他沉重地看着我问道，“如果父亲不找到，你必须去英国？”

这个令人震惊的想法，不知道为何我从来不曾想过。我想了想才说：

“不回。就算找不到父亲，我们也永远住在这里。母亲永远不会想回英国。再说梅俐也不会想去。她是中国人。”

有那么一会儿，秋良兀自沉思，盯着浮在茶碗里的冰块。接着他抬头看我，粲然而笑。

“老哥！”他说，“我们一起住这里，永远！”

“没错，”我说，“我们永远都要住在上海！”

“老哥！永远！”

父亲失踪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如今认为影响深远。我以前并不这么认为；老实说，我差不多已经把此事抛诸脑后，直到几年前，机缘巧合发生了一些事，不但让我想起这件往事，更让我首次明白，那天我目睹的事，其实别具深义。

那是“曼纳林案”结束后不久的日子，我着手研究我住上海那几年的背景资料。我相信我前面已经提过，我是在大英博物馆里进行的这项研究。我想，我的企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想以成人的角度，理解我幼年时期根本不可能明了的那些力量的本质。还有一部分则是想先打好基础，准备有朝一日要全心投入，调查有关我父母失踪的整个事件——尽管上海警方仍持续侦查，可是案子至今未破。顺便提一句，我一直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着手这方面的调查。其实，若不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敢说我早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