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学的基本原理
文学的美学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说诗比历史更重要，因为“历史叙述已发生的事，而诗[1]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和应当发生的事”。
这一点适用于文学的各个分支，尤其是一个在亚里士多德之后2300年才出现的分支：小说。
小说是长篇的虚构故事，讲述人和人生活中的事件。小说的四大属性是：主题——剧情——刻画——风格。
它们是属性，而不是分开的部分。它们可以分开研究，但是切记，它们是相互关联的，而小说就是它们的总和。（如果小说写得炉火纯青，那么这一总和就是不可拆分的。）
这四个属性适用于一切文学形式，即一切非纪实类的文学作品，只有一个例外。这里面包括小说、戏剧、脚本、剧本、短篇故事，等等。唯一的例外是诗歌。诗歌不一定要讲述故事；它的基本属性是主题和风格。
小说是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缘于它的无边视野、无尽潜能和无限自由（包括摆脱了舞台表演所受限于的肢体限度），最重要的是缘于它纯文字的艺术形式，使得它不需要表演艺术作为中间人就可以实现其终极效果。
下面我将一一讨论小说的四个属性，但是我希望首先提醒读者，同样的原则只需稍加调整就可以用于其他文学形式。
1．主题。主题是小说抽象含义的总和。例如《阿特拉斯耸耸肩》[2]的主题为：“思维在人的存在中的角色。”雨果《悲惨世界》的主题则是：“社会对于下等人的不公。”《飘》[3]的主题则是：“南北战争对美国南部社会的影响。”
主题可以是极端哲学的，也可以狭义一些。它可以表达一个道德及哲学的观点，也可以表达纯粹历史的视角，也就是描写某个特定的社会或某个特定的年代。只要一个主题在小说的形式中可以表达，其选择就没有任何规定和局限。但是如果一部小说没有可识别的主题——如果它的情节累加起来丝毫没有意义——那么它就是拙劣的作品；它的缺陷在于整合的缺乏。路易斯·沙利文[4]的著名建筑学原理如是说：“形式服务功能。”可以被理解为：“形式服务目的。”小说的主题就是它的目的。主题作为小说的整合者，确立了作者进行选择的标准，帮助他在无数的选择中做出判断。
由于小说是现实的重塑，它的主题就需要被戏剧化，即以行为表现出来。生命就是行为的过程。意识的整个内容——思考、知识、想法、价值观——都只有一个终极表达方式：行为；也只有一个终极目的：指导行为。由于小说的主题是与人的存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它就需要通过它对行为的影响或在行为上的表现被表达出来。
下面我们来讨论小说最重要的属性——情节。
2．情节。用行为表现故事的意思就是用事件表现故事。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故事自然不是一个故事。一个事件走势平白无故、事出无因的故事要么是一种拙劣的堆砌，要么也最多是流水账、回忆录、纪实的记录，但是不是小说。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记录都或许会有一些价值；但是这些价值都是参考性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或者心理学的——而不是美学的和文学的；它们只有一部分是文学的。由于艺术是选择性重塑，又由于事件是小说的构件，不能对事件进行正确选择的作家就是背叛了他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方面。
进行选择和整合故事中各个事件的方式就是情节。
情节是逻辑相关的事件向着高潮时刻矛盾解决的有目的前进。
在这个定义中提到“有目的”针对两个方面：它针对作者，也针对小说中的人物。它要求作者设计事件的逻辑架构，一个主要事件相连的链条，每一个事件都取决于并来源于之前的事件——一个一切都与其有关、因果明确的线条，这样的话时间的逻辑就会毋庸置疑地引向最终矛盾的解决。
如果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在追求某种目的——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受某个目标的指引——上述的线条就无法建立起来。在现实生活中，只有“目的因”[5]——选择目标并按部就班达成目标的过程——可以维系逻辑的连续性、一致性和行为的意义。只有努力达到某一目的的人才可能串联起一系列有意义的事件。
与今天广为流传的文学理论恰恰相反，小说的情节架构恰恰是现实主义的需求。人的一切行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有目的的；人的本性就是有目的的：目的的缺乏属于神经疾病。因此，如果文学要按照人本身的模样来表现人——就像他在现实中本性的形而上学状态一样——那么就必须以有目的的行为来表现他。
自然主义者不会认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件不会完全按照逻辑发生，情节就是完全杜撰的。在这一点上的判断取决于观点，我指的是“观点”在文学上的含义[6]。让一个近视眼站得离房子的外墙只有半米左右，然后让他盯着房子看，他当然会认为城区地图上的那些街道是凭空捏造的。但是一位在城市上空六百多米的飞行员则不会这样说。生活中的事件是按照人的假设和价值观发生的——如果你可以穿越某个瞬间，穿越无关的鸡毛蒜皮，然后看到生活的本质、转折点和方向。于是在这一观点上，你就可以理解偶然和灾祸，这些影响并击败人的目的的事件，在人的存在中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元素，而绝不是不可战胜、起决定作用的。
自然主义者不认为大部分人没有过有目的的生活。但是有人说如果作家要描写愚蠢的人，他自己并不需要很愚蠢。同样，如果作家要描写没有目标的人，他的故事架构也不需要目的全无（因为他的一些人物可以展现他们的目的）。
自然主义者不认为生活中的事件是无规律的、无组织的，不认为生活中的事件几乎不会形成情节架构所需要的清晰、生动的情景。此话不假——而且这是反对自然主义者的主要美学论断。艺术是现实的选择性重塑，它的方法是评判性抽象，它的任务是形而上学基本要素的有形化。矛盾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缭如团雾，在一生中分散于不同时间段，形成诸多无意义的片段；将矛盾冲突的精华分离出来，然后把焦点对准它，用某一事件或某一场景来描述它，将雨点似的散弹纠集成为巨大的爆炸——这才是艺术最艰深的作用。放弃这一作用就等于放弃了艺术的本质，一只脚踏进了儿童的打闹当中。
例如：很多人都经历过内在价值观的冲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些冲突是生活中那些小小的不理智、反复无常、逃避、怯懦，谈不上什么重大的抉择，也不怎么性命攸关——它们堆在一起，就成了这个像没拧紧的水龙头一样把价值观全都遗漏干净的人的虚度的生活。把这样琐碎的冲突和《源泉》中盖尔·华纳德在霍华德·洛克的法庭上[7]展现的价值观冲突相比——你就会马上得出结论，哪一个才是在美学上表现价值观冲突的后果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