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复兴抑或继续（第2/6页）

朱迪斯·布朗引用了他在发表报纸文章的几个月前写给亲戚的一封信：“生命真正的秘密似乎在于顺其自然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不要执着。我们和其他人可能就容易达到解脱（拯救，贯注于‘一’，摆脱轮回）。这包括为自我、家庭、社群以及国家服务。”这一信仰的宣示显然是一个至少包含四类人格的统一体。印度教不执着于拯救的梦想；一个受西方宗教思想影响的人认为个人行为能令他人轻易地获得拯救；南非印度人呼吁最广泛的社会忠诚（社群，印度社群）；政治运动者以他对英国法律和机构的尊重（和依赖）强调为国家服务。

这太复杂了。这个繁复的南非思想体系中的一些要去印度圣地，而很多已经去了。种族的暗示仍未被表达出来，而为国服务的观念则被大肆挥霍，它被神圣性、被印度的屈服、被独立斗争的延长、被圣雄对机器（它们立刻成为压迫与西方的象征）的顽固厌恶所大肆挥霍，这一观念极具侵犯性，且难以管理。

对于甘地在印度独立后的继承者维诺巴·巴韦来说，甘地主义理想是国家的“凋零”。或许他几年前就那么说过。国家的凋零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都没有。它是说：“我们第一步要实现‘村庄自治’——诉讼和争执就在村内获得评判和解决。然后是‘罗摩之治’（神之王国）——不再有诉讼和争执，我们像家人一样共同生活。”巴韦二十多年前就这样说过（引文出自一本意大利人撰写的称赞他的传记，伦敦一九六五年出版）。类似的话在如今更为危急的“紧急状态”时期一直被其他人所重申。自紧急状态以来，《印度画报周刊》一直在开展关于印度宪法的讨论，最近一期有篇文章的标题是“需求：甘地主义的宪法”。作者曾担任邦长和大使，他只不过在呼吁村庄治理，也趁机提及他与甘地的相遇，与文章相配的照片是作者和他妻子坐在楼梯上，用一个小手磨以一种虔诚的惯性碾磨着他们日常食用的玉米。

这就是很早以前被圣雄事迹降格了的甘地主义：宗教的狂热和宗教的自我炫耀，空手变出魔术，摆脱建设性思想和政治责任。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虔诚仍然被认为是从艰难的世事中退守。在独立后的印度，甘地主义仍然是被征服人民的慰藉，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家曾经是被别人控制的异乡异国。

也许唯一一个具有甘地的种族感和整体印度观念的政治家就是尼赫鲁，他像甘地一样，或多或少是在印度的流亡者。开始时他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不过甘地和尼赫鲁只相差二十岁，两个人都被在国外度过的那些关键岁月而被塑造。在自传中，尼赫鲁说他被哈罗公学中流行的时髦的反犹太主义影响着，很难不在意自己的印度身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独立后的印度涌现出的政治家们与甘地在当时缺少西方式成熟政治家的情况下引入政坛的人物们相差不远。他们都是出自小城镇的地方主义者，他们保持着褊狭的特点，因为其权力基础是对种姓与地区的效忠。他们并不总能领会整体印度的观念。相反，从六十年代起，他们只强调印度需要“情感融合”，只讲关于分裂的话。包含了尊重个人，甚至包含“人民”这个概念的种族感和从前一样，与印度相去甚远。所以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仅仅剩下口号，一种模仿形式，“人民”经常被替换为某一地区的人民或某一种姓的人民。

甘地风靡印度，但他没有留下意识形态。他唤醒了圣地，而他的圣雄事迹又令其重返古代，他让他的崇拜者们变得空虚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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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继承者维诺巴·巴韦与其说是一位圣雄，不如说是一个吉祥物。他属于古老印度传统中的贤哲，远离凡人，但又没有远到无法令凡人们借由供养体系来侍奉他的程度。王公为求得永恒真理，拜伏在这样一位贤哲面前。这是印度绘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无论在印度教宫廷还是穆斯林宫廷都是如此。王公衣着华丽，是恳求者；贤哲安详地坐在屋棚外或树下，灰尘满身、食不果腹，其高尚的内在生命却满溢而出。贤哲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可以提供，他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他的存在性。而这就是巴韦作为甘地的继承者在现代印度为自己塑造的古典角色，这角色和一八九三年在南非的甘地、一九一七年在印度的甘地相距一两个世纪。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才智的人，作为圣雄的一个无甚缺点的门徒也不算有独创性，他对政治的看法无异于废话。但他已经很老了，已故圣雄的某些光环还悬挂在他身上，政治家们也愿意让他站在自己一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巴韦与后来成为反对派领袖之一的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来往甚密。一九七五年六月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纳拉扬被捕，此时社会上有些焦灼，不知道巴韦会说些什么。但事件发生时，巴韦正缄口不言。圣雄晚年有个习惯，每周有一天缄默日。巴韦仿效圣雄，但凡事总是过头，他为自己规定了一年的缄默期，那时离缄默期结束还有几个月。然而，最终有报道说，这个老人通过在调查问卷的记分格上打钩的方式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他做出一些暗示，表达了对冻结宪法以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支持。

后来他生病了，甘地夫人坐飞机去看他，她的私人医生为他进行了检查。在德里的一次会议上，甘地夫人在严密的保安下为巴韦的八十岁生日祝寿。我听说，在“紧急状态”所有的不确定中，甘地夫人再次强调禁酒是政府的目标之一，这对巴韦来说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六位医生看护着这位垂垂老矣的圣贤，在这样的悉心照料下，他终于度过了缄默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他开口说话了。他说，时候到了，印度该由多数人管理转向全体一致管理了。这话对一个八十岁老人来说颇为狡黠。宣言本身并没有太多意义，但它表明，他仍然受到关注，而印度也仍然受到他的圣行的庇护。

巴韦本人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像他那种回归中古的人，印度该有几百甚至几千。他重要，因为他是当代印度所有的道德参照，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他成为了甘地的权威阐释。他给印度灌输什么是真正的甘地主义的理念。尽管关于甘地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资料，尽管研究和史料丰富，但在贫于历史感、富于神话性的印度人脑中，甘地本人不可能比巴韦解释的那个神秘的甘地更丰富。

现在的政治家从某一立场出发谈到甘地或者甘地主义时，他们指的其实是巴韦。巴韦尽心竭力地拙劣模仿了一辈子，他已经吃透了老师的风格。甘地经过一番斗争后，在三十七岁那年立誓禁绝性欲。巴韦在童年时就立下了同样的誓言。这就是他的方式。在他拙劣的模仿中，圣雄复杂的人性全部失色，成了简单的神性。巴韦从一开始探寻的就是只在简单的驯服中获得拯救的方式。但是，通过服从被他简单理解为律令的事物，通过把圣雄的事迹夸大成更为显著的姿态，他成了一种更为老旧的东西，比晚年的圣雄还要老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