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4/7页）

雷弗朗和奈特一星期内商谈了好几次，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雷弗朗认为将军以前感冒没有得到很好调理，肺部落下了病根。奈特大夫根据皮肤颜色和晚上发烧，认为是慢性疟疾。在病情的严重性方面，两人都没有分歧。他们想请别的医生会诊来解决矛盾，但是圣玛尔塔的三个以及省里别的医生都拒不应召，也不作解释。于是雷弗朗和奈特大夫商定了一个折中的治疗方案，用镇咳剂治感冒，用金鸡纳霜治疟疾。

病人背着医生，自作主张喝了一杯驴奶，周末情况更趋恶化。他母亲常喝加蜂蜜的温热驴奶，在他很小的时候也给他喝以治咳嗽。但是那个偏方的味道，以及它所勾起的亲切而遥远的回忆搅乱了他的胆汁，使他呕吐不止，彻底垮了下来。奈特大夫只得提前动身去牙买加请一位专家。他千方百计请来了两位专家，花的时间短得难以置信，但仍旧太迟了。

尽管如此，将军的精神状态同他虚弱的身体情况很不相称，他似乎认为正在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只是微不足道的不适。他彻夜失眠，躺在吊床上望着莫罗要塞灯塔旋转的灯光，忍住呻吟，不透露病痛，眼睛一直盯着他自己曾称之为世上最美的灯火辉煌的海湾。

“我老是看不够，眼睛都酸了。”他说。

他白天竭力显示往常的勤奋，把伊巴拉、威尔逊、费尔南多或者身边最近的人叫来，指示他们代写他已没有耐性口授的信件。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清醒地认识到将军忙于安排后事。那些信件都牵涉到他亲近的人的去向安排，其中几个还不在圣玛尔塔。他不念旧恶，替他以前的秘书何塞·桑塔纳将军谋得一个外交职务，让他新婚后过上舒适的新生活。他经常称赞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心地善良，为卡雷尼奥安排的职位使他日后当上了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他替安德烈斯·伊巴拉和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向乌达内塔要了委任状，让他们以后至少有稳定的薪俸。席尔瓦日后成为总司令和陆海军部长，八十二岁去世，晚年得了他特别害怕的白内障，视力减退，经过奔走努力，出示他身上多处伤疤证明他的战功，终于得到残废证明，靠养老金度日。

将军还试图说服佩德罗·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让他回新格拉纳达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事态迅速发展，没有如愿。他立下文书，赠送一笔财产给他的侄子费尔南多，便于他在政界腾达。迪戈·伊巴拉将军是他的第一个副官，也是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以“你”相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将军建议他离开委内瑞拉，去一个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临终之前甚至为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求人情，尽管那时候他对布里塞尼奥仍感不快。

他的军官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些安排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什么地步。因为他们后半辈子仍旧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包括五年之后，他们又一次在委内瑞拉聚首，和佩德罗·卡鲁霍司令并肩作战，为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进行军事冒险。

那不是政治部署而是将军临终前为他的孤儿们作的安排。他向威尔逊口授致乌达内塔的信中有一句惊人的话证实了这一点：“里奥阿查之事已经无望。”当天下午，将军收到那个捉摸不透的埃斯特维斯主教的信，请他在中央政府斡旋，宣布圣玛尔塔和里奥阿查为省份，从而结束同卡塔赫纳的历史悠久的分歧。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刚念完信，将军就做了一个泄气的手势说：“那些哥伦比亚人出的主意都是搞分裂。”后来，当他和费尔南多一起处理未复信件时，表现得更粗暴。

“不用写回信，”他说，“等我身上填满黄土之后，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将军不停地想改变气候环境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潮湿的时候，他要干燥；冷的时候，希望暖和；在山区的时候，想换海洋气候。他老是烦躁不安，一会儿要开窗透透空气，一会儿要把窗关上，一会儿要把安乐椅放在背对阳光的位置，一会儿又要挪个地方，直到折腾得筋疲力尽，躺在吊床上晃荡才显得太平些。

圣玛尔塔的日子越来越凄怆，当将军恢复些许平静，再次提出愿去德米耶尔先生的乡间别墅时，雷弗朗大夫立即鼓励他去，知道这是回光返照的迹象。将军动身前夕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至多再能活两个月。”这对大家都是一句谶言，因为他一生中很少提到死亡，最后几年里更没有听他谈过。

坐落在内华达山嘴、离圣玛尔塔一里远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是一个甘蔗种植园，附有炼制原糖的榨糖厂。将军乘德米耶尔先生的马车走上尘土飞扬的大路，十天之后又循原路回来，不过回来的是搁在牛车上的用他那件旧披风裹着的尸体。早在望见房屋之前，将军已闻到随风飘来的热糖浆的气味，在荒凉中产生了错觉。

“是圣马特奥的气味。”他叹息说。

距离加拉加斯二十四里的圣马特奥榨糖厂是他乡愁的中心。在那里他三岁失怙，九岁失恃，二十岁丧偶。他在西班牙结婚，妻子是个美丽的出生在美洲的贵族姑娘，也是他的亲戚，他当时唯一的理想是在圣马特奥榨糖厂与娇妻厮守，过幸福生活，同时经营扩大他富甲一方的产业。婚后八个月，妻子就去世了。死因没有确切记载，不知是恶性热病还是意外事故。丧偶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他从一个沉湎于声色犬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殖民地公子哥儿突然成为另一个人，至死也没有改变。他从此不提死去的妻子，不回忆她，也没有续弦的打算。他一生中几乎每晚都梦见圣马特奥的房屋，有时梦见他的父亲、母亲和每一个兄弟姐妹，但从没有梦见过妻子，因为他强忍悲痛把她埋葬在遗忘深处，才能没有她而继续活下去。一瞬间唤起他回忆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糖浆的气味，榨糖厂里的奴隶们表情呆滞冷漠，甚至不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巨大树木围绕着为接待他而粉刷一白的房屋，那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座榨糖厂，不可逃避的命运将带他去那儿结束生命。

“她名叫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阿莱萨。”将军突然说。

德米耶尔先生正在想别的事情。

“谁啊？”他问道。

“我死去的妻子，”他惊觉过来说，“请别在意，那是我年轻时的一桩不幸。”

将军不再说什么。

为将军安排的卧室又一次勾起他的回忆。他仔细察看，仿佛每件东西都是一个启示。除了挂有幔帐的床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