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树林深处（第2/6页）

会议在罗摩占陀罗的屋子里召开。大约十点钟开始，这种防区会议历来如此。屋里点着一盏气灯。一开始，气灯发出轰鸣声，光芒耀眼；渐渐地，那声音变作低沉的嗡嗡声，光线也越来越暗淡。泥地上铺着棕色麻袋布，上面堆着棉布被单和毯子，散放着些枕头和靠垫。

公务员，也就是那位柚树林营地的长官，通报了情况。很糟。很多人牺牲了，远远不止铁路居民区那些人。那些不过是一个分队的一部分人马，此外还有三个分队被警方悉数消灭了。一年多来积聚起来的武器损失殆尽。这一下就是好几十万卢比，而且一直没能拿出对策来。

长官说：“在战争中，我们不得不接受牺牲。但是这样的牺牲太惨痛了，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战略方针。原来我们计划把战争推向解放区边缘的小城市，现在看来必须放弃这个想法。在现阶段这过于雄心勃勃了。应该说，在战争期间，雄心有时候是会得到回报的。当然，我们还会在那些小城市之类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的事业。但那是在将来。”

爱因斯坦说：“这一切全都是坎达帕里的思想流毒造成的。说什么通过人民组织人民，多动听啊，甚至让国外的人听了都要喝彩。但是我们这些了解现实情况的人知道，农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革命的步兵。你难免得对他们动点儿粗。”

一个皮肤黝黑的人说：“你怎么这么说？你自己不也是农民出身吗？”

爱因斯坦说：“正因为我的农民出身，我才这么说。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农民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好的一面。那是坎达帕里的思想。他出身于上等种姓，尽管他隐瞒了自己的种姓后缀。他错了，这场运动可不是什么仁爱的运动。革命不可能是什么仁爱的运动。你们要是问我，我会告诉你们：农民应该被关在猪圈里。”

另外一个人说道：“你怎么能这么说？这太过分了。希夫达斯那样的人就是忠心耿耿为革命服务的。”

爱因斯坦说道：“希夫达斯之所以忠实，是因为他需要我们。他就是想让村里人看到我们和他有多亲近。他利用我们的友情恐吓村民。这个希夫达斯，又黑又瘦，还把卧室让给我们，大谈革命和土地改革。但实际上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恶棍。大地主和封建官僚已经逃走了。村子里既没有警察也没有检查员，希夫达斯每年都要把别人家的庄稼割去好多亩，还把别人家的田地占去好多亩耕种。村里人要不是觉得我们站在他一边，早就把他给杀了。一旦希夫达斯认为出卖我们对他更有利，他就会马上把我们出卖给警方。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头脑清醒，必须想到他很可能不幸与人渣共事。假如指挥官博杰·纳拉亚没有被我们的非洲朋友引上歧途，我们就不会有眼下这灾难，要跑到这里来商量对策。”

所有人都盯着威利。罗摩占陀罗眼神冷酷。

会议主席，那位柚树林营地的长官，现在显然已经是防区司令员，对威利说道：“我想你应该有机会说点儿什么。”

威利说：“指挥官说得对。是我的错。博杰·纳拉亚出事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我能这么说。”

爱因斯坦的表情缓和下来。整个会场也显得轻松起来。自我批评是这类会议的保留环节。如果自我批评很快就开始，效果会非常好：它把大家绑在了一起。

长官说：“占陀罗说得很好。我认为他应该受到表扬。”

然后，大家断断续续地询问起各分队人员和武器的损失情况，问起博杰·纳拉亚被捕的情形，花了很长时间比较农民与城市无产者的本性——他们的热门话题，最后，长官将话题引向已确定的新的运动战略方针。

防区长官说：“我已经说过，把战争推向小城市的计划应该放弃。相反，我们要向树林深处推进。每个防区要接管一百五十个村庄。我们将控制这些村庄，宣告解放区正在扩大。这有利于挽回我们的士气。这件事可不容易，会有许多困难，但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路。”

三个小时后会议结束。其实他们想说的话老早就已经说完了。他们开始重复说过的话。他们开始使用“我个人认为”或者“我强烈地感到”之类的句式，给之前说过的话涂抹上激情，而这表示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气灯的光焰逐渐暗淡，再也无法蹿高了。

接下来，气灯发出的光很快缩回到浅棕色的灯罩内，会议结束了。有几个人还在磨磨蹭蹭地说最后几句，现在他们都站着，有的赤着脚，有的穿着橄榄绿的袜子，站在被单、麻袋布上，脚边是他们之前靠着的那些枕头和靠垫；另一些人走到门口，从一大堆靴子里找出自己那双穿上，然后打着手电筒回自己的小屋，手电筒的微光使树林显得更加幽深，也使周围的夜色更加深沉了。后来，爱因斯坦在离开小屋之前，走到威利面前温和地问道：“是那个纺织工出身的家伙去警察局告发的，对吗？”

威利回答道：“好像是。”

“他付出了代价。因此我想警察会依据第三〇二条逮捕博杰·纳拉亚。当时有人看见吗？”

威利答道：“他哥哥。”

爱因斯坦的目光投向了远方。一两秒钟之后，他眨了眨眼，微微一点头，仿佛在确认什么，又抿了抿嘴唇——仿佛正在将信息分类归档。

威利想：“但愿我没有犯下另一个错误。”

一个月之内，向树林深处推进以扩大解放区的行动就开始了。每个分队都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占领一些村庄并对村民实行再教育。有时候两个分队的路线会有一段是重叠的，有时候则会出现例外情况，两个或三个分队在一小段时间里同时驻扎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只有革命运动的高层才清楚各分队的部署及总的方略，只有他们才知道解放区扩展到了哪里。其他人则不问究竟地进行着这场艰苦的战役：在密林里长途行军，吃粗陋的食物，饮不干净的水，时常要和一些战战兢兢、不情不愿的村民打交道；这些村民已经接受过一支作风强硬的先头部队的洗礼，不时被召集起来，谈谈各自的“问题”，或者就只是拍着手唱乡间歌曲。队长会尽他的能力去解决听到的问题。如果他无法解决，就重复一些简单的词汇和口号，宣扬革命主张以及解放区的前景。他定下几条新规矩，以及村民的新义务。然后这个分队继续行军，临走时告诉村民会在几个月后回来，看看他们对这新赋予的自由适应得如何。

对于威利来说，这是一段奇特的时光，仿佛一步踏入了另一种生活：工作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回报，没有目标，无所谓孤单或者陪伴，听不到外界的任何消息，收不到萨洛姬妮的只字片语，没有什么可以锚定自己。刚开始时他还竭力坚守自己的时间观念，坚守自己的生命线观念，用他的老办法——回想自出生以来睡过的所有床铺，就像鲁滨逊·克鲁索刻木计日那样，这是他以前在教会学校时读过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样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每天的行军毫无差别，经过的村庄也几乎一模一样。就这样，行军，宿营，几个月过去了，或许是一年，或许是更长时间。初时令他感到痛苦的那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成了习惯。他觉得记忆正在溜走，就像时间，而记忆溜走，头脑操练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操练变得非常吃力，令他沮丧；他开始头痛。最终他放弃了，就像身上蜕去了一块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