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这部小说《巢》（罗马尼亚语原文为Vizuina），是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2009年的作品。
我是从2011年法国Seuil出版社的Marily Le Nir翻译的法语本LA TANIÈRE转译的。
《巢》描写了一些生活在美国的东欧知识分子（显然是作者所熟悉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和言行。
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个年代的人：最老的一代以科斯敏·迪玛教授为代表，他的弟子辈以该小说的一号主人公奥古斯丁·戈拉教授为代表，还包括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科齐大夫等人。再下一辈的，就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彼得·加什帕尔。
小说的人物关系很繁复，细小情节的数量又很多，而且还没有一条明显的故事线索，能把人物和情节连接起来，以至于阅读起来很费力。
作为译者，我觉得有必要在此把人物关系梳理一下，以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最早来到美国的，是大师迪玛。后来，帕拉德经过在美国的迪玛和在国内的戈拉的帮助，来到美国。再后来，帕拉德教授在美国被人杀害。这位米赫内阿·帕拉德在罗马尼亚当大学生时，曾跟戈拉教授一起参加过地下读书会，即小说中经常提到的“阁楼上的嫌疑者聚会”。他本以为在美国能过上好日子，却不料被人莫名杀死。
戈拉后来也来到了美国，他是靠妻子露德米拉（简称露）的家族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护照的。但露没有跟戈拉来美国。戈拉来美国时，一开始靠傅尔布莱特奖学金，后在“美国之音”工作，再后来在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个临时岗位，再后来当了大学教授。
早年，戈拉教授娶露之前，跟一个叫爱娃的女人有过一段婚姻。爱娃后来嫁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早年的钟表匠），生了儿子叫彼得。
彼得·加什帕尔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他跟表姐露（即戈拉的前妻）一起来到美国，一度共同生活。彼得·加什帕尔到美国时，曾有一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奖学金，但他没有利用，而是靠打工过着艰辛的日子，他翻译过航空公司的菜单，开过出租车，在加油站打过工，后在阿瓦建院长和戈拉教授的推荐下，当了大学教授。
露在美国也干过种种零活，后来在科齐大夫的诊所工作。而这位科齐大夫，跟戈拉教授是小时候的同学。于是，后来发生了戈拉教授到科齐大夫诊所找寻前妻露的故事。
彼得当上教授后，曾给一个没交考试作业的女学生好分数，结果引来了该女生一系列充满“反讽”意义的信件。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后来，他跟这位叫塔拉·内尔森的女学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故事。
彼得就帕拉德之死写了一篇文章，估计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明信片，疑心此事跟他的文章有关。为此，他曾经几次打电话给智者戈拉，向他求解，不过，戈拉更多的是倾听，而不是给他答案……
在小说后半部分中，彼得·加什帕尔神秘地失踪了。失踪之前，他去了一趟科齐的诊所，留下了一个圆筒，里面是一头大象创作的绘画艺术品。他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被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夺走了生命，还是去什么神秘的地方隐姓埋名了，小说一概没有交代……
而戈拉，则受到心脏病的不断折磨，几次动手术，又几次发作……
至于小说中若隐若现的叙述者“我”，应该也是一个罗马尼亚流亡者，至少他跟奥古斯丁·戈拉、彼得·加什帕尔有着亲密的关系，小说最后是“我”和露同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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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作家诺曼·马内阿是1986年离开祖国罗马尼亚来到西方的，而小说《巢》中，主人公所经历的事大都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很明显，《巢》在相当程度上可被看做是一部传记小说。
已读过马内阿另一部作品《流氓的归来》的细心读者再来读《巢》，或许会在这篇小说中看到《流氓的归来》的影子，即某种自传的影子。也就是说，小说《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马内阿在西方定居生活的一种虚构化的直观反映。
作为某种形式的自传小说，《巢》着重描写了主人公戈拉、彼得等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也就是作者马内阿所经历的第三种社会制度下的生活。
当然，出于交代人物关系、铺垫人物思想脉络的需要，作者马内阿在《巢》中还是回顾了戈拉、彼得等人出国之前的生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让作者不无忧伤地回忆了他更熟悉的第二种社会制度——中央集权的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机械生活，另外，为交代彼得·加什帕尔的家庭背景，小说还稍微涉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情景。
战争期间大屠杀带来的阴影创伤、封闭的集权社会带来的沉重精神桎梏，还有无序的自由世界带来的心灵迷惘，这前后持续的三段历史，恰恰构成了作者诺曼·马内阿迄今为止亲历的一生。而小说《巢》以回忆、提醒、复述等写作手段，反映了主人公经历的这三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使得小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小说。
当然，《巢》的主要背景还是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而透过这段自由、混乱、艰辛、充满诱惑与威胁、迷茫的国外生活，作者对人类命运、民族命运、个人命运，对往昔与未来，对生老病死，对故国文化与人类文明之间关系的思索跃然纸上。
也许跟一些读者所期望的相反，小说中，流亡美国的东欧知识分子大多处境坎坷，他们意识到，自己选择流亡生活，就等于陷入到了一个“极端的环境”中，他们得重新学习“更新的策略”。一方面，他们得努力融入美国社会，而另一方面，还要跟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保持接触，不敢轻易抛弃对往昔的记忆。
从专制的罗马尼亚来到自由的美国后，主人公们既感觉到了思想的自由，也感觉到了语言的困惑，既体验到了自由竞争的种种机会，也面临着生存的种种危险，甚至有人死于非命。帕拉德的被谋杀就是例子，而彼得也因为写了分析帕拉德被害的文章，而感到来自暗处的威胁，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彼得因此而失眠，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知道应该继续“装聋作哑”，还是“高喊着冲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