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2/42页）

门开了，科齐一副厌烦的神态，向他点头示意。

病人跟着走进诊室。他毫不见外地倒在了阿维塞纳的扶手椅中。科齐用一个食指的动作，灵巧地打发他去了他该去的位子。

“站到秤上去。”

这秤可并不太友善。训诫将接踵而来，欺人太甚的治疗法。

但是科齐根本就不想演戏，可说呢。他久久地瞧着病人，从头到脚，用他有黑斑的小食指指了指秤上的红针，然后又指了指病人，接着又指了指秤。

“一头象！你简直就是一头象。秤是不会撒谎的。一头象！”

过了一会儿，大象坐到了一条长凳上，在附近的公园中。他忧伤地打量着行人，饭前的不耐烦。

他出了公园，瞧了瞧手表。目光朝上，很朝上，朝天。

现在！现在：这步行者重复着他新生活的格言，走进了巴恩斯-诺布尔书店，百老汇大道和第66街的街角。

“请问你们有没有带大象图案的明信片？”

电脑后面的年轻人朝他投来一道长久的认真的目光。

“我想没有吧。我没有见过，我想不会有的。”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是总统的政治符号。难道所有的书商都是反对党吗？”

年轻人变得更饶舌。

“我们同样也没有民主党的驴……我不认为我们会有带大象或驴形象的明信片。但你可以找一找。那边，楼下，左边，有相册，艺术复制品，艺术作品，照片。”

左边，角落后。

彼得小心翼翼地查看一块块油画板，一本本相册，一沓沓明信片，然后……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红色的天空，两头象向前走着，野外，一头走向另一头，背上有沉重的负担。长长的腿，又长又细，从天上一直伸到地面。达利。

他走出了书店，手里拿着明信片，抬头朝向天，然后……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面前站了一个陌生人，朝他伸出一只又小又白的手。

詹姆斯·库尔蒂斯。

白天黯淡下去。彼得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又是一杯。他不开灯，附近停车场的灯光已经足够。他倒在扶手椅中，又转到了沙发上，真正醒了过来。桌子上，堆放着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邮件。信件、广告、杂志、报纸、明信片。Junk mail[1]。他把整整一大堆东西都推到桌子边上。现在变成了过去：昨天上午，1079邮箱，去火车站的出租车，河流，火车，宾州车站的拥挤，图书馆，隐藏着露的科齐诊所，医生，惯常的侮辱。达利天空，达利大象。制片人库尔蒂斯。列奥瓦，巴贝尔[2]的奥德萨的好心人。

他站起来，走向衣帽架，在他的上衣兜里找到了詹姆斯·库尔蒂斯烫金的名片，把它扔到那一大堆邮件上。说是过去又没有过去的这一天的证明。

火车站，列车，原始之水，小小的终点站，另一辆出租车。不再是列奥瓦·波尔坦斯基，而是红帽子，杰里。左肩膀颤抖，病态的嘶嘶漏风音。挥之不去的词语。九块半美元！假如你没有钱，就给我乖乖闭嘴，直到下车，至少，彼得·加什帕尔这个惊诧的人教育了他。他请司机等一下，他过一分钟就把钱带来。一分钟，两分钟，掏一下兜的时间，裤子兜，上衣兜，衬衣兜，解渴的梨就忘在那里了。最终他凑齐了十四美元。司机应得十二。还剩下两美元。两张新美元加两张旧美元就等于四美元，四个四分之一硬币就得一个美元整。

然后，夜晚，睡眠，夜间的骚动。黎明又来到，大象又醒来，没怎么准备好迎接纷繁细碎的白天。

最近他在一张报纸上读到，马戏团的大象奥利佛总是很难记住节目的表演内容。一天晚上，它迷迷瞪瞪地离开了马戏场。驯兽员准备惩罚它，却在幕后发现了一次比它演砸了的节目强过许多的表演：筋疲力尽的奥利佛四条腿再也站不住，轰然倒地，在地上喘气，直喘得让你心灵融化。眼泪哗哗地从它多皱纹的灰脸上流下。彼得不知所措，瞧着镜子中的它。

新的一天，新的一星期，在达利的穹顶下，马戏团的艺术家。

从现在起到那时，我们将读一本书，一本杂志，一封信。一年来，一切全都堆在那里，从他浸泡在这个森林学院以来：书本，学生、教授、行政部门的信，教育学杂志，政治呼吁，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广告。塔拉的信。他没忘记把它放在哪里了，这，他没有忘记。任何形式的指控都值得保留下来。

教授：

My mother called me with my mid-term grades[3]……我母亲给我来电话，想知道我期中考试的结果。

为什么不给我打“不及格”或至少“不完整”？？？你知道，我没有交作业。另一个老师待我更好，他把我给毙了！我很尊重他。这是第一次有人很正直地对待我，我自己真是这样认为的。一种轻松。一种解脱。我希望至少得到两个不光彩的分数。为了最终能有一种挫折感。你让我失望了。

尾声给出了整个一个华采乐章。

I had even prepared my mother[4]……我甚至告诉了我母亲，说我这个学期里没干什么。作为回答，她给我寄来了一些衣物。我还给我哥哥写了信。他以一个忏悔作为对我的回答：他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因此，我，对抑郁，我又知道什么？！……他给我寄来一盒饼干，还有我童年时代的那个长绒玩具小兔子。

请你真诚地告诉我，你有没有毙掉过一个学生？我是不是太虚荣了，无法想象不可能的事？

“请注意，游荡者，”拉里院长说，“在今天的大学中，是大学生说了算，是他们的家长，他们的钱，他们的律师。教授们只是一道布景。人们在最想不到的时候，带着一种难以想象的糊涂，重新置身于你曾逃脱过的那个温柔的教养院。”这就是拉里一号所说的话。反正，就是这样的。

在拉里院长的劝导下，临时教授向管理学生事务的女教务长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萝丝玛丽：

如同我曾向你说过的，塔拉·内尔森，在这一学期里，曾是我最好的女学生之一，但是她学期末没有向我交作业论文。我还是给了她一个很好的分数。她以前完成的作业中有两个评价为优秀，口头报告完成得很好。而且，课堂参与也很好，一种完美的出勤。

她刚刚把论文寄给了我。很好。在此我一并附上她的信。令人担心！如同昨天简短的电话交谈，以及星期二同样简短的那次会面，她为写信的情况而道歉。很可能，她正经历着一段精神抑郁期，她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