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市大变革（第3/10页）

还是这个人物，一位法国的子爵，说：“大路在人的眼前延伸出去那么长，多么可怕呀！”

在旧巴黎那弯弯曲曲的路上，人可能会免去一眼望出去就感到从一点到另一点得走那么远路的那种愁绪。每条曲里拐弯的街道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各有不同，那是多么有意思的集合呀，现在全消失了！天呀！这是为什么？

改建的花费超过了过去最铺张时期的花费，得用政府资金和借来的钱补上。到1869年，花费了约25亿法郎，是路易·菲利普改建城市花费的40倍。这些投资希望能通过不断的繁荣补偿回来。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巴黎的建筑兴，万事兴。”有了秩序和繁荣，人民可能会忘记他们失去了根本的自由。

和许多人假想的正相反，皇帝和奥斯曼都没有从工程中谋私利，尽管皇帝身边的人这样做了，有些人还得到了不少，包括美国牙医托马斯·埃文斯。由于得到了“内部”消息，埃文斯买的地增值了30倍。他也在从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延伸出来、通往布洛涅森林入口的大道边上买了豪宅。

无可置疑，改建所取得的辉煌让巴黎更加迷人。

在19世纪50年代初，来巴黎的游客已经明显增加了。往来于巴黎与欧洲及法国其他地方的铁路服务，还有法国的港口服务都已经很不错了，干净、快捷。海上，更大更好的汽船整年都按时往来于美法两国之间，为旅客提供了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舒适。变化是眩目的。

美国的科林斯公司的汽船“大西洋号”“太平洋号”和“北冰洋号”，可以称为“漂浮着的宫殿”。例如，“北冰洋号”就给乘客提供200个一等舱的住宿和膳食，有很大的饭厅，男士吸烟室、理发馆。内壁是用着色木装饰的，屋顶贴了一层金光闪闪的材料，有长毛绒的扶手椅、巨大的镜子、大理石桌面。“太平洋号”上，同样装饰得金碧辉煌，有五个很大的特等舱，设计成了新婚套间，藏酒舱里带了3000多瓶葡萄酒。

这种船冬天航行时用蒸汽取暖，舱房里有暖气管道。冰房里存放着40吨冰，主食有新鲜的鱼、水果和蔬菜，烹饪水平赶得上最好的饭店。这样的船没有下等舱，头等舱的船票正如人们预测的那样，价格很高，单程150美元。（再加24美元可以带一条狗。）“上帝已经答应人类，他们在旅途中会得到和在家一样的照顾的。”一位纽约的记者描述在“北冰洋号”上的生活时这样说。

大多数横渡大西洋的人还是乘坐帆船的。其中为数很多的人不是从美国出发到法国的，而是坐着下等舱驶往美国。他们是逃难的，有的要逃避爱尔兰的饥荒，也有的要逃避欧洲的革命。在1851年的高峰期，超过20万爱尔兰人逃往美国；1853年和1854年，从欧洲来的人更多，超过了35万人。

总的来说，能付得起船票，进行一次豪华的汽船航行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了。更多的人开始认真考虑进行这样的旅行了。1851年伦敦的水晶宫举办了大博览会，从纽约出发的“太平洋号”上乘坐了238名乘客，创造了汽船单程载客的新纪录。

出发去伦敦的人中有很多人也去了巴黎。逐渐地，富裕一些的人带上了他们的家人。丈夫带着妻子和三四个小孩再加上一两个佣人一起乘船，再也不像詹姆斯·库柏时代那么稀奇了。

早期旅行的夫妻中有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和凯瑟琳·卡萨特夫妇。他们于1851年带着三个孩子亚历山大、莉迪亚和玛丽出发到国外旅行，先是到了伦敦，后来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们住在大陆旅馆，7岁的玛丽一生也忘不了路易·拿破仑政变的那一天。据说她绘画的兴趣也是从那天开始的，她似乎是被巴黎艺术魅力所迷倒的年龄最小的美国人了。

两年之后，1853年春天，另一个著名的，同时又是很特别的美国家庭开始了海外的生活。

前一年，也就是1852年，一位不出名的作家写了一本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以来的又一次风波。这本书在英国也颇受关注，其作者哈莉特·比彻·斯托不再默默无名。她出发去英国，告诉她的朋友马萨诸塞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希望为反对奴隶制的事业“做点儿事”。

据称，在英国，《汤姆叔叔的小屋》对发掘人性的贡献比任何小说都大，超过50万的英国妇女签名请愿反对奴隶制。在斯托正前往的巴黎，出版商正在抢时间翻译此书。乔治·桑在《出版》上发表文章，把斯托夫人称为：“一个圣人，是的，一个圣人！”

和她一起旅行的有她的丈夫——传教士学者加尔文·斯托、她的弟弟查尔斯·比彻传教士，还有丈夫家的三个人，他们的孩子没有一起来。他们乘坐着汽船“加拿大号”渡过大洋。对于哈娣（斯托夫人家人对她的称呼）来说，这是41岁的她第一次在海上航行。

这位作家的英国之行时间很长，也很累人。她在写书之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奴隶制运动，现在却代表着美国被奴役着的人们说话，而且她的话很有影响。自从她坐的船驶入利物浦码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每到之处都有人群在等待着她。她的丈夫对此实在无法忍受，最后放弃旅行，回家了。

等哈娣在6月的第一周到达巴黎的时候，她盼望能有些平静和私人空间，想尽量低调地出现在这座城市里。她没有住时尚的旅店，而是搬到了圣日尔曼区凡尔纳伊街的一所民宅里，成了一位美国的朋友玛丽亚·查普曼的客人。查普曼是波士顿妇女废奴协会的“灵魂”人物。

哈娣写道：“我终于来到了一个梦幻之地。离开了人们的关注，不为人知，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

现在的时间是自己的了，她尽量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多看看。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她去曼德雷恩的教堂去做礼拜。这是她第一次的天主教礼拜。通常，她的弟弟查尔斯会陪伴着她。查尔斯精力旺盛，脾气温和，她喜欢有他陪伴。她在巴黎游览了近三周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她看上去是一个小个子的憔悴女人，不引人注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就像一撮鼻烟一样，又少又干。即使是在青春年少时，也没有引人注目之处。”

她不知疲倦，看了那些在她之前许多美国人看过了的东西。不过，她花了时间去仔细思考她所看到的东西。查尔斯写道，哈娣是一个天生的“观察者”，“总是观察周围的一切”。对于别人说过的话题，她总能写出新意。

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巴黎。她不需要别人指点，和这座城市没有一点儿隔阂。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一样，她立刻就有了很自如的感觉，在人们当中这种感觉更好。“我到了法国人中间，总是精神很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