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6/7页）

采访者

这本书的反响如何？

帕慕克

在土耳其，保守分子，或者说是政治伊斯兰教徒和世俗主义者都觉得不安。不过还没有到查禁我的作品，或者伤害我的地步。但是他们感到不安，并在国家日报上写到了这些感受。世俗主义者不安是因为我写道：在土耳其做世俗激进分子的代价，是你忘了自己还必须是一个民主人士。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权力来自军方。这种情况破坏了土耳其的民主与文化的宽容性。一旦军队过多地参与政治文化，人们便会失去自信，而且会依赖军队来解决所有问题。人们总是说，国家和经济一团糟，我们叫军队来扫清一切。的确，他们是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问题，但是也破坏了文化的宽容性。很多嫌疑人员受到折磨，十万人被投进监狱。这给新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土耳其大概每十年就会有一次政变。我是出于这些原因才对世俗主义者进行了批判。此外，世俗主义者还不喜欢我把伊斯兰教徒刻画成人类。

政治伊斯兰教徒感到不安，是因为我塑造了一位在婚前享受性生活的伊斯兰教徒。就是这类简单的事情使伊斯兰教徒总是怀疑我，因为我并非出自他们的文化，因为我使用的语言、我的生活态度，甚至姿态都属于一个更西化、享有更多特权的人。他们认为，我很难代表他们。于是他们会这样问：不管怎样，他怎能写我们呢？他不了解我们。我的小说在几个部分里都写到了这些情况。

但是我不想夸张。我算是活下来了。他们都读了这本书，可能很生气，但是他们能以事物本来的样子来接受我以及我的作品，这种迹象体现了日渐增长的自由态度。卡尔斯的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也存有分歧。有些人说，对，情况就是这样。而另外的人对我提到亚美尼亚人的事感到紧张，一般来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都属于这类人，例如那个电视新闻栏目主持人。他把我的书放在一个象征性的黑袋里邮寄给我，并在一次新闻会议上说，我是在给亚美尼亚人作宣传，这一点当然荒谬透顶。但我们拥有的，就是这样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

采访者

你这本书是否成为拉什迪意义上的那种著名事件？

帕慕克

不，绝对不会。

采访者

这是极为凄凉、悲观的一本书。整本小说里惟一能听从各方面意见的人——卡，最终为所有人所鄙视。

帕慕克

可能我在这本书里对我在土耳其的小说家地位做了戏剧化的表现。尽管卡知道自己被人鄙视，他还是很高兴能够和所有人保持对话。他也有很强的生存本能。卡受人鄙视，是因为大家把他当做西方间谍。人们也多次用这种话来说我。

说到小说的凄凉，我同意。但是，幽默是一种走出凄凉的方式。当人们说这部作品凄凉时，我会问他们，难道它不好笑吗？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幽默。至少，这是我的初衷。

采访者

你对小说的执着让你陷入了麻烦。你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麻烦。它意味着感情联系的断裂。代价太高了。

帕慕克

不错，但这也是一桩好事。当我在外旅行而不是一个人坐在桌边时，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感到沮丧。而当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创造时，则会感到快乐。这是一种执着，不仅是对我从事的艺术或技艺的执着，还是对独居一室的执着。我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并相信我写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发表，我的白日梦能实现。我需要在桌边独自坐上几个小时，有好书、有好笔，就像有些人需要药片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一样。我对这些习惯有一种执着。

采访者

那么，你在为谁写作？

帕慕克

人生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写过七本小说。在我死之前，我还愿意再写七本。可是，人生短暂。为什么不多享受一点人生？有时我还真得强迫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做这些？这一切有什么意义？首先，如我之前所说，在房间里独处是一种本能。第二，我内心有像孩子一样争胜的一面，我想尝试再写出一本好书。我越来越不相信作家的永恒性。我们现在很少去读两百年前的书了。事物变化太快，今天的书可能一百年后就被人遗忘了。到那时，还会有人读的书将微乎其微。两百年后，今天写的书也许仅能存活五本吧。对自己在写的作品是否会是那五本书之一，我有把握吗？但这是写作的意义吗？我为什么要担心两百年后有没有人读我的书？我难道不应该更多地去为生活担忧？将来会有人读我的书——这种安慰我需要吗？我考虑着所有这些事情，但仍继续写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从不放弃。而我们的书能对将来产生影响，这类信仰则是我们今生快乐的惟一慰藉。

采访者

你在土耳其是一位畅销作家，但是你的书在国内的销量不如在国外。你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更广阔范围的全球读者？你现在是在为不同的读者写作吗？

帕慕克

我知道我的读者不再是单纯的国内读者。甚至在我刚开始从事写作时，我就想抓住更大的读者群。过去，我父亲常在他的一些土耳其作家朋友背后数落，说他们“只对国内的读者说话”。

这里有个问题：要对自己的读者群有觉察，不管是他们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现在我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最近的两本书在全世界平均有五十万读者。我承认，自己已能觉察到读者的存在。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从未刻意做什么事情去满足他们。而且我相信，假如我那么做的话，我的读者就会感觉到。从一开始，我只以写作为自己的职业，而一旦我觉察出读者对我有所期待，我就会逃之夭夭。甚至我遣词造句也是如此——我先让读者有所期待，接着却让他惊讶。这也许就是我喜欢长句子的原因。

采访者

对大多数非土耳其读者来说，你的作品的新颖很大程度上和土耳其背景有关。你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土耳其国内环境下有什么独到之处？

帕慕克

有个问题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之为“影响的焦虑”。像所有作家一样，我年轻时也有这种焦虑。三十出头时，我一直在想，自己是否受到托尔斯泰或者托马斯·曼太多的影响。我曾在第一部小说里就致力于追求他们那种温文尔雅、贵族式的写作风格。最终我发现，尽管我沿袭他人的技巧，但是我工作于此的这部分世界离欧洲非常遥远，至少当时看起来是如此，而且，我努力在一个如此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气候下吸引了如此不同的读者。这表明了我的创意，即便这种创意来得太过轻松。它同时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这些技巧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并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