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4/7页）

采访者

许多作者从不讨论正在创作中的作品。你对此也保密吗？

帕慕克

我从不谈论故事情节。在正式场合，如果有人问我在写什么，我会千篇一律以一句话作答：我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代土耳其。我只对极少数几个人敞开心扉，而且我要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才行。我做的事就是谈论些小玩意儿。例如，我会让云彩说话，等等。我喜欢看人们如何对此做出反应。这都是些孩子气的东西。在写《伊斯坦布尔》时，我常做这种事。我的想法和嬉闹的小孩相似，努力想向父亲表明他有多聪明。

采访者

小玩意儿这个词有点贬义。

帕慕克

你以写个小玩意儿开始，但是如果你相信文学和道德的严肃性，那么最终小玩意儿会变成严肃的文学创新。它变成了文学的陈述。

采访者

评论家经常认为，你的小说有后现代特点。然而在我看来，你的叙述技巧主要得自于传统的来源。比如说，你会对《一千零一夜》和其他东方经典文本加以引用。

帕慕克

那是从《黑书》开始的。尽管更早时我已经读过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1985年，我和妻子前往美国，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到卓越、丰富大气的美国文化。作为一个来自中东的土耳其人，想在这里确立自己的作家地位，我感到了怯意。于是我倒退一步，回过去找我的“根”。我认识到，我这一代人必须发明一种现代的民族文学。

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解放了我。传统伊斯兰文学的含义是如此反动、如此政治化，被保守分子以如此老派、愚蠢的方式加以利用，以至于我从不认为自己和这一材料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一到美国就认识到，我可以带着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心境去面对那些材料。我必须从区分伊斯兰文学的宗教含义和文学含义开始，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其中丰富的游戏、小玩意儿和寓言移为己用。土耳其极为雅致、优美的文学有其复杂的传统。但是，后来那些致力于社会的作家们将我们文学的创新性内容一倒而空。

在各种口述故事的传统里，很多寓言都会反复出现。中国、印度、波斯都是如此。我决定使用这些寓言，让他们发生在当代的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实验——把一切堆在一起，宛如达达主义的拼贴画，《黑书》就有这种特点。有时把各种材料融合在一起，新东西就出来了。我所有这些再创作的故事都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加上一个侦探故事情节，于是《黑书》就诞生了。但是，美国文化的强大力量以及我认真想成为一位实验性作家的愿望，都是这本书的根源所在。关于土耳其问题，我无法写出社会评论式的作品——我害怕这些东西。所以，我只能试着写点别的。

采访者

你以前对通过文学作品来做社会评论感兴趣吗？

帕慕克

不感兴趣。我只对老一代的小说家有点兴趣，特别是在80年代。我是满怀敬意地在说这番话，但是他们的主题确实太窄、太褊狭。

采访者

让我们回到《黑书》之前的作品。是什么激励你写出《白色城堡》这部作品的？这本书里探讨的主题——模仿——在你后来所有的小说里都反复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你觉得，为什么这种变成他人的想法会在你的小说里如此频繁出现？

帕慕克

这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竞争的哥哥，他只比我大十八个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的父亲——可以说，是我弗洛伊德式的父亲。他成了我的另一个自身，代表权威。另一方面，我们之间有一种竞争性的兄弟情谊。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我在《伊斯坦布尔》里大篇幅地写到了这一点。我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男孩，善于踢足球，对各种游戏和比赛都满怀热情。他在学校里很成功，比我要优秀。我忌妒他，他也忌妒我。他还是一个通情达理、有责任心的人，是那种长辈们可以跟他一本正经说话的人。我专注于游戏，他则关注规则。我们一直在竞争。而我会想像自己变成了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这确立了一种模式，使艳羡、忌妒成为我深有所感的主题。我总是担心哥哥的力量或成功对我有太多的影响。这是我的精神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让自己和这些感觉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知道有这些感觉很不好，所以就以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应有的决心来对抗它。我并不是说自己是忌妒的牺牲品。但它的确给我造成了持续的神经紧张，令我一直疲于应对。当然，它最终也成为我许多故事的主题。比如说，在《白色城堡》里，两个主要人物之间施虐、受虐的关系就是以我和哥哥的关系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这一模仿主题也反映了土耳其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所感到的脆弱。写完《白色城堡》之后，我认识到这种忌妒，这种害怕受到他人影响而产生的焦虑，与望向西方的土耳其所处的地位确有相似之处。你知道的，土耳其渴望西化，可是又被人指责不够真诚。它既想抓住欧洲的精神，又对自己这种模仿的冲动感到内疚。这种情绪的起伏会让人联想到兄弟间的竞争关系。

采访者

你相信土耳其东方与西方两种冲动之间的持续冲突能得到和平地解决吗？

帕慕克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土耳其不要为有两种精神、属于两种不同文化、有两个灵魂而感到担忧。精神分裂症可以让人聪明。你可能会失去和现实的联系。我是个小说家，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坏事。但是，你不应该为自己的精神分裂症担心。如果你过于担心身体的一部分会杀死另一部分，那么你只会剩下单一的精神。那就比精神分裂症更糟糕。这就是我的理论。我试图在土耳其政界、在要求国家必须有统一灵魂的政客们之间宣传我的理论。我要指出，他们的做法要么属于东方，要么属于西方，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我是在批评那种一元论的世界观。

采访者

这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土耳其是怎样消退的？

帕慕克

民主、自由的土耳其思想越确立，我的想法就越能被人接受。只有带着这样的憧憬，土耳其才能加入欧盟。这可以反对民族主义，也可以反对将“我们”与“他们”进行对峙的过激之辞。

采访者

但是在《伊斯坦布尔》里，从你对城市的浪漫刻画看来，你似乎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消失而哀伤。

帕慕克

我不是在为奥斯曼帝国哀伤。我是一个西化主义者。我为西化过程的进行而高兴。我只是在批评精英统治阶层（既指官僚，又指新富）对于西化的认识很片面。他们缺乏必要的信心去创建一个富有自己象征和仪式的民族文化。他们没有努力去创造能有机结合东西方的土耳其文化。他们只是把东西方的事物摆在一起。当然，强大的本土奥斯曼文化还存在着，但是它在一点点地消失。统治阶层需要做的，而且怎样做都不为过的，是要发明这样的一种本土文化：它是东方的过去和西方现在的结合，而不是想像。我在自己的书中试图做同样的事情。也许新一代的人会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加入欧盟，却不会破坏土耳其身份，相反能让它繁荣昌盛，并给我们更多自由和自信来发明一种新的土耳其文化。无节制地模仿西方，或者无节制地模仿死去的奥斯曼旧文化都不是解决方法。我们都应该对这些事情作点贡献，而不应该担心自己更倾向于他们中的哪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