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贝利尼和东方

我们所知道的艺术家贝利尼(Bellini),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贾柯坡·贝利尼(Jacopo Bellini),今天,与其说他是作为画家被人们怀念,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给世界带来了两位更著名的贝利尼。他的长子,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终其一生,都是威尼斯最为有名的艺术家。今天,人们能记住这位画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东方之旅”及其相关艺术作品,特别是他为征服者穆罕默德所作的肖像画。他的弟弟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被今天的艺术史家们推举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众所周知,他的色彩感对威尼斯文艺复兴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因此改变了西方艺术的进程。当贡布里希在《艺术与人文科学》(Art and Scholarship)中谈及这一情况时说,“没有贝利尼和乔尔乔内(Giorgione),就不会有提香(Titian)。”他指的是年轻的弟弟,乔凡尼·贝利尼。但“贝利尼和东方”展所要颂扬的,则是他的哥哥,詹蒂利。

1453年,二十一岁的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尔后,其首要任务就是将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化,但同时仍继续入侵欧洲,最终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所有这些战争、胜利与和平谈判,每一位土耳其中学生都能满怀激情地历数其名。它们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大片领土都纳入奥斯曼统治。穆罕默德二世的权力,也因这些胜利而得到了极大增强。爱琴海诸岛以及地中海各重要港口历经了近二十年的战争、掠夺和抢劫,最终,穆罕默德二世得偿心愿——奥斯曼与威尼斯在1479年举行了和平谈判。谈判特使往来于威尼斯与伊斯坦布尔,进行斡旋。穆罕默德二世则向威尼斯人提出要求,希望给他派送一位“优秀艺术家”。威尼斯议院(尽管意味着要放弃众多港口和大片土地,仍对此次和平谈判欣喜不已)决定派遣詹蒂利·贝利尼,当时他正全力投入巨幅作品的绘制,以便用它们来装饰总督府宏伟的议会大厅墙体。

于是,詹蒂利·贝利尼的“东方之旅”,以及他作为文化大使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十八个月生活,就成了伦敦国家美术馆此次小而精的展出主题。展出内容除了贝利尼及其工作室的许多画作外,还有很多反映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勋章和纪念章。当然,其中心展品则是詹蒂利·贝利尼为征服者穆罕默德所画的肖像画。此画被大量复制、衍变、改版,由其复制而来的图片成为教科书及许多其他书籍的封面,并进驻报纸、招贴画、银行票据、邮票、教育明信片以及漫画书。因此,一个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看过这幅画的次数,即使没有数千次,至少也有几百次。在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再没有其他苏丹能拥有这样一幅肖像画了,即使是伟大的苏莱曼大帝也不例外。这幅画的写实手法、简单的构图以及阴影完美的拱门,赋予了穆罕默德征服者的光环。乃至于后来,它不仅被看做是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更成为代表所有奥斯曼苏丹的圣像,就像那张著名的切·格瓦拉招贴画变成革命圣像一样。同时,那些精心描绘的细节——上唇标志性的突出,低垂的眼帘,优美阴柔的眉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那消瘦、纤长的钩鼻——虽然都独具特色,但也与今天人们能够在人潮熙攘的伊斯坦布尔街头看到的普通人,没有太大分别。那奥斯曼式的鼻子,是最有名、最独特的地方,它成为非贵族血统的王朝的标志。2003年,为了纪念“奥斯曼征服”550周年,亚皮·克拉迪银行把这幅画从伦敦请到伊斯坦布尔,在该市最繁华区域之一的贝尤鲁展出;公车载着成批的中学生前来参观。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排成长龙,怀着只有传奇才能激发的迷恋心情,渴望瞻仰这幅肖像。

伊斯兰传统反对绘画,特别是惧怕肖像画,且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发展一无所知。这一切,意味着奥斯曼艺术家不会也不能为苏丹描绘出同样逼真的肖像。这种对人类独特特征的谨小慎微,不只体现在艺术领域。编写军事、政治编年史的奥斯曼历史学家,尽管宗教条例从无言语描述的禁令,他们也不愿意去想像或是描述苏丹的容貌、特性或是内心的复杂。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西化运动正在进行中,曾在巴黎生活数年的民族诗人雅哈亚·凯末尔一方面对法国艺术和文学极其熟稔,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学和文化遗产的怀疑又让他备受压抑。他曾非常哀伤地说道:“如果我们有绘画和散文,我们就会成为另一个国家!”他的话,或许表达了他对那个绘画和文学所记录的失落时代的美的追怀。严格来说,即便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当他站在贝利尼的伟大征服者穆罕默德的“现实主义”肖像面前——他还是极为难过地认为,绘制出这张肖像的手,缺乏民族主义动机。这些话,可能引人深深的不快,即一个穆斯林作家对自身文化的深度不满。同样,他也相信,很多人都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去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艺术品,是一件毫不费力的事。他认为,不管怎样,人们可以实现这种幻想,而且自己的灵魂不会因之改变。

在“贝利尼和东方”展及其随赠的目录中,有许多例子体现了这种幼稚的幻想。其中一幅,是选自托普卡帕宫画册里的水彩画。它被认为出自奥斯曼艺术家思南·贝格之手,且明显受到了贝利尼肖像画的启发。这幅名为“嗅玫瑰的穆罕默德二世”的水彩画,既非文艺复兴威尼斯风格的肖像画,也不是波斯—奥斯曼的古典细密画,它总是令观赏者无所适从。另一位土耳其画家舍可尔·艾哈迈德帕夏,他的绘画糅合了东方(奥斯曼-波斯细密画)和西方(欧洲风景画,特别是库尔贝[Courbet]的风景画)两种传统。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一篇关于艾哈迈德帕夏的文章中,谈到了同样令人无所适从的感觉。尽管他感到,这不安来自于协调两种不同技法的诸多困难,例如对透视法和没影点的使用。但同时,他也体会到,世界观的协调统一才是根本的问题。在这类受贝利尼影响的奥斯曼肖像画里,惟一用以弥补拙劣手法的事物,是穆罕默德二世正在闻的那枝玫瑰花。但这令苏丹更不自在。真正让玫瑰及其芬芳达到其表现效果的因素,与其说是它的色泽,还不如说是穆罕默德二世那只醒目的奥斯曼式鼻子。如果我们知道画这幅水彩画的艺术家,事实上是生活在奥斯曼人当中的法兰克人,或者确切地说,极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那么我们就会再次想到,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它的复杂性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