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

非常高兴能来到法兰克福。我的小说《雪》中的主人公卡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年。这个主人公是土耳其人,因此他跟卡夫卡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有些关联。等一会儿,我会详细地谈论这种联系。卡的真名是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更愿意使用这个更简短的称呼。20世纪80年代,他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他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甚至可以说不喜欢政治,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诗歌。我的这位主人公,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位诗人。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态度,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场事故一样,卷入政治,往往是无心而为。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想就政治和事故说上几句。对于这个话题我已经考虑了很多。但是,请不要担心:虽然我能写长篇小说,但今天,我只会做一点简短的评论。

五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想描述1980和90年代,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状况。为了避免犯太多错误,我来到了这座城市。今天的观众席里,有两位为我那次法兰克福之行提供了特别慷慨的帮助。他们带着我四处参观。我们一起走访了古特鲁街附近一家旧工厂后面的小公园,我书中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为了更好地想像卡每天是如何从住处散步到城市图书馆,并在此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步行穿过车站前面的广场,沿着凯瑟斯特拉斯往前走,经过几家性用品商店,然后再路过明希内尔街的几家蔬菜水果店、理发店和烧烤店,一直走到钟塔广场,刚好经过我们今天聚会的教堂前。我们还一起走进了Kaufhof商店,卡那件穿了多年、给了他不少安慰的外套就是在这里买的。我们一起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建立起的家园的贫困区走了两天,参观了清真寺、饭馆、社区协会和咖啡屋。这是我的第七部小说,但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就像个新手一样,做了大量毫无必要的笔记,为每一个细节烦恼,还总是问“80年代,有轨电车真的通过这个角落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在卡尔斯作调查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的一座小城,我大多数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因为我对卡尔斯了解甚少,所以在把它当做小说背景之前,我曾多次去那里调查。在那儿逗留期间,我逐街逐店调查该城市,遇见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造访过这里最偏远、彻底被人遗忘了的住区,它同样是整个土耳其最偏远、彻底被人遗忘了的城市。我和那些失业后无望再找份工作、整天泡在咖啡屋的人交谈;还和中学生交谈,和不管我到哪都紧跟着我不放的警察、便衣警察交谈;和发行量不超过二百五十份的报刊出版商交谈。

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说我为什么要写一部叫《雪》的小说。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进入到一个每过一天我的理解都会变得更加清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我看来是小说艺术的中心问题,即回响在我们每人头脑中的“他者”、“陌生者”和“敌人”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改变自己目前身份的问题。我的问题,并非对所有小说家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不言自明。一部小说,当然可以通过想像,将其人物置身于我们所熟悉、关心的、我们从经验中认识到的处境中去,这可以加深对人类的了解。如果我们在小说中遇到的人物,让我们想到自己,那么我们的第一愿望,就是让这些人物来解释我们是谁。因此,我们故事中的母亲、父亲、房子和街道,与生活中的样子非常相似。故事发生的城市也一样真实,如同我们亲眼所见。而故事发生的国家,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样子。支配文学艺术的神奇规则,会扩大普通家庭、家园和城市的意义内涵,使每个人都觉得,小说中反映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家园和城市。常有人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是一部自传性极强的小说。我十七岁拿起这本书时,并没有把它当做托马斯·曼自己的家庭故事来读,因为我当时对他了解很少。我认为这本书与普遍的家庭有关,这样我才容易产生认同感。小说的神奇机制使我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展现给全人类,这些故事也是别人的故事。

因此,没错,我们可以把小说界定成这样一种形式:它可让技巧娴熟的作者将自己的故事变成与别人相关的故事。但对于艺术来说,这还仅仅是其伟大而迷人之处的一个方面而已。四百年来,它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激励过无数作家,原因绝非仅此而已。例如,把我吸引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上来的原因,就与此不同:它使我有机会像抒写自己的人生一样,去抒写别人的人生。正是通过这类探讨,小说家们才能开始去检测,将“他者”分隔出去的标准是否合理,而在这样做时,他们也就实现了身份的互换。他者可能变成“我们”,我们也可以变成“他者”。当然,一部小说可以同时完成这两大功绩。甚至,它可以使我们去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好像这是他人的生活。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使我们得以描述他人的生活,就好像这是我们的生活。

想进入别人生活的小说家,不一定要像我准备写《雪》时所做的那样,去调查别人的街道和城市。小说家如果希望自己切身体会他人的状况,体会他人的痛苦和烦扰,那么他首先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想像。下面,让我来举例说明。这个例子会让大家想起我先前提到的文学关系:“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那我该怎么办?”在每部伟大的小说之后,都隐藏着一位作家。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进入他人的身体,并给这身体带来生命。他最强烈、最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去试探自己身份的极限。如果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蟑螂,那么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研究昆虫。如果我猜到,房子里的每个人看到我急匆匆地从墙上或天花板上溜过时,会感到厌恶或恐惧,如果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会扔苹果来砸我,那么我就一定会想办法变回卡夫卡。但是,在我把自己想像成别人之前,我可能还必须作一点调查。我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么急于要把自己想像成的那个“他者”,究竟是谁?

这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可用来应对我们最原始的仇恨、恐惧和焦虑。我们很清楚,这几种情感可以激发想像,赋予我们写作的能力。所以,一个遵守艺术规则的小说家会认识到,如果他能成功地认同“他者”,那么,他获得的就只有好处。他还知道,如果他能为彼此对立的他者着想,那么这将有助于他从自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像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便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