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日记 （1970）

我最初想为本期《三季刊》（第17卷，1970年冬季，西北大学，埃文斯顿，伊利诺伊）精心写一篇文章，杂志要出一期我七十周岁的专号。然而，我很快意识到，我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讨论对我的小说的批评，而我一向逃避做这种事情。确实，做这类事情，纪念专集是一种特别和难得的场合，但我不希望来创这个先例，所以决定只发表一些我作为一个客观的读者粗略的笔记，我非常希望清除细微的事实错误，如此美妙的礼物理应完美；因为我知道编辑查尔斯·纽曼和阿尔弗雷德·阿佩尔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记得在为这场盛宴备料时，特邀编辑如何坚定地拒绝在出版前向我透露任何细节。

蝴蝶

为本书作出的最周到、最动人的诸多贡献中，蝴蝶是其中之一。蝴蝶模样的昆虫的老式刻图在书中出现了十二次，以暗示一个双重系列或陈列柜中的一组样本；还有一幅红纹丽蛱蝶的漂亮照片（但“蛱蝶”是它的科名，而不是属名；它的属名是“红蛱蝶”——这是我第一处挑毛病）。

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

阿佩尔先生作为特邀编辑撰文论及我的两部重要小说。他的文章《〈洛丽塔〉的背景》是难得的榜样：在提供特别的资讯（对我来说，这是文学批评最大和最能接受的功能）的同时，兼顾艺术和学识。我愿意就他的文章多说几句，但谦逊（一般的书评家对作家的这一美德特别看重）否决了我的这一快乐。

这本珍贵的文集中他的另一篇文章是《被描述的〈爱达〉》。我在《爱达》的第一段文字中植入了三个明显的错误，想要嘲笑对俄国古典名著的误译：《安娜·卡列宁》（打印注意，别另加“娜”，她不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首句被颠倒了；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父名被赋予了一个怪诞的阳性词尾；托尔斯泰家族纪事的标题被虚构的斯通纳或洛威尔弄糟了（我至少从愤慨或困惑的读者那儿收到十多封信，对那些错误进行澄清和纠正，其中一些读者是俄国人，他们读《爱达》从来读不到第二页）。另外，在同样重要的段落中，“塔博尔山”和“庞提乌斯”分别暗示翻译中的变异和背叛，而原著遭受自负和无知的翻译家的奴役。这个观点是对阿佩尔先生在他的出色的文章《被描述的〈爱达〉》中相关论述的补充。我承认，他的文章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但其中的一处错误有必要加以纠正：我的波罗的海伯爵和作家诺曼·梅勒先生全然没有关系。

西蒙·卡林斯基

卡林斯基先生的《N和契诃夫》是一篇很出色的文章，我也非常乐于和A. P. 泛舟湖上，在落日下，他垂钓，我注视着水面上的天鹅。卡林斯基先生将他的手指放到了神秘的感觉细胞上。他是对的，我确实很喜欢契诃夫。然而，我并不理解我对他的感情：我很容易理解对更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的感情，那些文字让人难以忘怀（“……她说得多么甜蜜，‘甚至更多’”——伏伦斯基回忆吉娣对某个琐碎的问题的回答，对此我们一无所知），但当我同样超然地想象契诃夫，我所能想到的只是一种混杂：可怕的平淡、现成的修饰语、重复、医生、不可信的荡妇，等等；而正是他的作品我会带着在去别的星球的旅途中阅读。

在另一篇文章——《N的俄国化的刘易斯·卡罗尔》——也是这个批评家，对我的《安亚漫游奇境记》（1924）太宽容了。如果十五年后来写，我可能会写得更好！唯一可取的是诗歌和文字游戏。我在《汤之歌》中发现了一个奇异的错误：lohan'（一种桶）被我拼错了，词性也错了。顺便说一下，我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见到）该书的俄译本（卡林斯基暗示我见过），所以我和波利克谢纳·索洛维约夫的戏仿拥有同一个样本，这纯粹是一种巧合。我高兴地回想起，导致韦尔斯利学院40年代早期聘请我做讲师的因素之一，正是韦尔斯利学院收藏的刘易斯·卡罗尔版本中有我那本稀少的《安亚》。

罗伯特·阿尔特

阿尔特的文章《〈斩首之邀〉中的政治艺术》在一个读者的心目中，是对那部作品最精彩的反思。事实上它无懈可击，我所能补充的只是，我特别欣赏他对《天赋》中一段文字的引用：“那可以作为对先前小说中政治和社会的整个特征的一个有益的注释。”

斯坦利·埃德加·海曼

海曼先生在他优秀的文章《手柄》中讨论《斩首之邀》和《庶出的标志》，这两部书像是设计怪诞的书立，将我的其他书紧紧地拢在一起。我也很欣赏海曼先生巧妙提到的兰色姆写卡彭特船长的诗歌。

达布尼·斯图亚特

斯图亚特先生的文章《〈黑暗中的笑声〉：戏仿的维度》非常有趣，但我必须指出其中两处迷人的小错误：1．女主人公20年代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的那部电影与嘉宝的《安娜·卡列尼娜》（顺便说一下，我只看过这部电影的剧照）毫无关系；但我想要读者记住的是我的预言能力，我1928年给片中女主角取的名字（多里安娜·卡列尼娜）先于那个女演员（安娜·卡列尼娜），她在四十年后的影片《黑暗中的笑声》中扮演玛戈。2．斯图亚特先生聪明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艾伯特·欧比纳斯和阿克谢·雷克斯是“孪生兄弟”，他的主要线索是玛戈在电话号码簿中查找欧比纳斯的电话号码不是在“A”栏，而是在“R”栏中找。事实上，这只是个打字错误，这部小说的英语第一版（伦敦，1936年）中首字母与该男子的名字是一致的。

乔治·斯坦纳

斯坦纳的文章《治外法权》基于可靠的抽象和模糊的概括。一些方面能够区别开来并应该得到纠正。他没有道理地高估了奥斯卡·王尔德的法语水平。他因为凡·维恩嘲笑我的《洛丽塔》（通过变形，我大度地将其转换为一位同行作家）而指责他，这可以理解，但毕竟有些小气；更明智的做法是，比那些他理所当然加以谴责的笨蛋更仔细地阅读《爱达》，他们将一个作家清晰和精确的文字，视为封闭的东西不予理睬。文中一处误导的信息我强烈反对：我从来不属于“高级资产阶级”，他把这可怕的头衔派给我（就像评论《说吧，记忆》的那个马克思主义书评家将我父亲归为“富豪”和“大人物”！）。（至少）15世纪以来，纳博科夫家族就是军人和乡绅之家。

芭芭拉·埃尔特·蒙特

在她的无可挑剔的短文《〈菲雅尔塔的春天〉：模仿机会的选择》中，芭芭拉·蒙特夫人在文献上犯了一个小错。她暗示我1947年前后在美国写了这篇小说的俄语原作。事实并非如此。这部作品至少十多年前写于柏林，最初在巴黎出版（1936），远早于收入契诃夫出版社丛书（纽约，1956年）。英译文（由彼得·佩尔佐夫和我翻译）1947年5月发表于《时尚芭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