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 1984—1991（第2/14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森佐放弃了没有什么前途的拳击手职业，转而去效力于一个刚刚得势的外号叫石头脸的年轻大佬。石头脸下令禁止了街上的海洛因和嫖娼生意，这个决定为与其他势力更好地合作扫清了障碍。

石头脸曾和唐·拉法埃莱·库托洛打过赌，并且赢了。因此和最有势力的家族结了盟，现在则经营着半个城市的地下赌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避开了他自己生活的街区，而这为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和所有人的沉默。要真正做生意就一定要远离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他的座右铭。

正是因为这一点，文森佐非常看好石头脸，并决定为他效力，尽管这样一来他自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做大佬，但他并不在乎。如果说他最不缺某一样天赋，那便是他的谦逊态度。一开始他只是个打手，接着被提拔为收钱人，再到石头脸的贴身跟班，直到某一天联盟派他带着一个谈判团去美国，和布鲁克林的卡莫拉[4]谈几笔买卖。

石头脸感兴趣的几处房地产都在康涅狄格州，那正是埃丝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的家庭三十年前从意大利移民到美洲大陆，一直靠铲粪谋生。先是在阿根廷的牧场，然后是墨西哥，最终在哈特福德郊区的一个大型农场安定了下来。

文森佐和埃丝特是偶然相遇的。有一天文森佐在几个老乡的陪伴下来到康涅狄格历史博物馆，参观塞缪尔·柯尔特上校的武器收藏展，他被深深地震撼到了。关于武器，即使是最愚蠢的美国人恐怕也要比他在行得多。

晚些时候，他坐在咖啡馆里，和他的客人们讨论着要去武器商店逛一逛，这时他留意到吧台后面有个女孩在听他们聊天。她有着深色的皮肤和头发，黑橄榄似的双眼，仿佛一把口径四十五毫米的手枪将你刺穿。

“你是意大利人吧？”他问道。

“我是在这附近出生的，纽黑文[5]人，”她答道，“我父母亲是意大利人。”

“你太美了，不可能是美国人。”

“我可不是那种金发女郎，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你想要一块核桃蛋糕吗？”

“如果你告诉我谁是这里的老板，我会为了你买下这整家甜品店。”

埃丝特和她的家人回意大利的旅费全部由石头脸承担，算是他给自己手下的结婚礼。接下来几年，这个美国女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利奥纳多和皮奴西娅——女孩的名字取自外婆，男孩的名字则跟了爷爷，那个捡纸箱的老人。

即使是在一个小孩最可爱的那个年龄，利奥就已经表现出成为小痞孩的潜质了。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每天在街上游荡，虚度着光阴，像是在证明我父母亲的错误或者谎言——街上的生活不会吞噬任何人。

02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新的生活，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而我父亲则立刻重拾了旧日的生活节奏。他时刻炫耀着自己再次回家的喜悦，完全不像是刚刚在炼狱里待了十年的人。他过去有一次曾试图放弃过回家的念头，但他没能做到。

事实上，一九七八年的冬末，有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们在巴里的生活。一件是我的出生，那天夜里我父亲开车飞驰回那不勒斯，赶到娜娜准备生产的医院，在接连不断的痛苦喊叫中，我母亲凭直觉喊出了我的星座：“马尔切罗是双鱼座！上升星座是双子！”另外一件则是一封迟到的电报信，银行总部的人事管理部接受了我父亲的回调申请。

那封信被压在巴里分行经理卡塔尔多·罗洛的办公室抽屉里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大家都能猜到信里的内容，但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并去通知爱德华多，因为就在那几天整个意大利陷入了混乱。

我父亲认为，除了可怜的阿尔多·莫罗[6]之外，唯一可能要为这场动乱付出代价的人是他自己。他也清楚这样抬高自己有些夸张，因为毕竟和莫罗不同，没有人绑架和折磨他。然而，如果历史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国家继续动乱下去，如果恐怖分子最后赢了，罢工仍然继续，谁能说清楚那封电报信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政治专家们预计整个动乱事件很快就会结束，无论天主教民主党的秘书长最终命运如何，整个国家都将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所以民众们都放松了下来，对事态的发展也只是敷衍地关注一下。就是这样，在那不勒斯银行巴里分行历史上某个毫不重要的经理，打开了他的办公室里某个毫不重要的抽屉。

整整五十四天里，周五除外的每一个下午，我父亲在办公室和相隔三百米的位于阿巴特·吉玛街的公寓之间来回奔波，那时候他还在忙着申请回调那不勒斯；他会打开收音机，时刻关注着可怜的阿尔多·莫罗的处境，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处境。整整五十四个下午，他哭泣过也绝望过，有时候会看到希望，但随之而来的是加倍的失望。终于在第五十五天早上，疯狂的电话铃声停止了，染了头发的秘书从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向大家宣布，在一辆雷诺4的后备厢里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在这次丑陋的动乱事件中，我父亲毫无疑问是支持国家的，然而当这场悲剧结束，他自己却感到如释重负，并试图去理解那些扣动扳机杀死阿尔多·莫罗的恐怖分子，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意大利来说也许是一个合理的命运。

至少他相信是这样的，直到罗洛把他叫到经理办公室里。我父亲戴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却无精打采面如死灰，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秩序仍旧一片混乱，他觉得申请回调也彻底没希望了。

“你这样看着我是没用的。”经理说道，深吸了一口萨维内利磨砂烟斗，那是他的圣诞礼物，“我知道现在整个社会都乱作一团，这栋楼里也一样，但我不是负责管理秩序的那个人。”他伸手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掏出那封总部经理签过字的电报信，“刚刚从那不勒斯传来的消息，所有在三月十六日之前提出的申请回调都被冻结了。”他摊开了双手，一脸忧伤，“现在我们只能祈祷那些可恶的红色恐怖分子早点被抓起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把自己锁在卧室里，跪在圣尼古拉的雕像前祈祷，那雕像是他刚搬进这里时在厕所里发现的。他的三个室友都是那不勒斯人，都是像他一样在等待回调的银行员工，他们邀请他一起去巴里古城吃生海鲜，他以发烧为借口拒绝了。当整个公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拨出号码，等待着。

“喂？”我母亲在电话的另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