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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记住它呢？难道我不该尽最大努力把它忘掉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你自己也知道。”

“我知道吗？”

我说：“艾莉森……”

“不要再靠近我。请不要再靠近我。”

她还是不肯看我一眼，但是在她的话音中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目光。我有一种战栗的感觉，它太深沉，别人看不出来，仿佛是脑细胞在战栗。她说话的时候把头扭到一边。“没错，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她的脸依然避开我。她又掏出一支烟，点燃。“更准确地说是它过去意味着什么。当我爱你的时候，你对我说的和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感情上的意义。它使我感动，使我激动。它使我抑郁，它使我……”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像在发生了那一切之后，你照样可以坐在那个茶亭里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妓女或什么东西，而且——”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当时是感到震惊。”

这时我摸了她一下，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但她甩掉了。我不得不坐得更靠近一些，才能听清她说什么。

“每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去找一个人并且对他说，‘你尽情地折磨、辱骂我吧。狠狠揍我一顿也可以，因为——’”

“艾莉森。”

“噢，你现在变好了。你现在是好人了，他妈的太好了。如此持续一个星期，一个月，我们又可以重归于好了。”

我探身向前看了一下，她没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知道她是在表演，但又不是在表演。也许她排练过如何讲这段话，但是她的话并非戏言。

“既然你要回澳大利亚……”

我说话的声音很轻，不带讽刺意味，但是她斜睨了我一眼，似乎是对我的愚钝表示蔑视。我犯了个错误，微笑着握了她的手。她突然站起来，穿过小路，从树下走到开阔的草地上去。她在草地上走了几步，停住了。

如果是一种反应，她的举止还勉强可以解释，但是如果是一种行动，那可就不合情理了，尤其是她在草坪上停住了脚步。她站立的姿态，她面对的方向……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她面前是大片草地，四分之一英里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公园的边缘上。再过去是坎伯兰街，正面耸立着摄政时期风格的建筑物，有许多雕像，成排的窗户十分雅致。

一整排的窗户，一整排的古典神明雕像。他们可以正面俯视公园，就像坐在剧场二楼正厅前排座位上看戏一样。艾莉森是和他们串通一气的，她带我走出茶亭，选择了我们刚才坐过的地方，现在又站在他们完全看得见的地方，等待我去和她会合。但是这一次我不会让她得逞了。我站起来，走过去站在她面前，背对远处的建筑群。她低着头。她的角色并不难演：装出一副受伤害的样子，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但是没有掉下来。

“艾莉森，你听着，我知道是谁在监视着我们，我还知道他在哪里监视。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第一，我几乎一文不名，没有工作，而且永远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因此，现在和你站在一起的是伦敦最没有前途的人。第二，如果莉莉循着我们背后的小路走过来，向我示意……我不会知道。我不知道并且可能永远不知道的事实，正是我希望你记住的东西。既然你提起来了，就请你记住，她不是一个女孩，而是逢场作戏的一种类型。”我停顿了一下，“第三，正如你在雅典好心告诉我的，我的床上功夫并不好。”

“我没有那样说过。”

我望着她的头顶，知道我背后就是坎伯兰街那一排该死的窗户，那些白色的石头神灵。“第四，有一天他对我讲了一通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事，说我们如何孤立地看待事物，而你们则重视事物之间的关系。很好，你向来都能看清这一点……不论它是什么……我们之间的。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我没能看清。这就是我能给你的一切。也许我正在开始看清它。”

“我可以说话吗？”

“不。你现在可以作一个选择，而且越快越好。不是选择我就是选择他们。但不论是作何选择，都是永远的。”

“你没有权利——”

“我现在拥有的权利，和你在希腊那个旅馆房间里拥有的权利一样多。”我又加了一句，“我的理由也和你当时的理由完全一样。”

“那不是一码事。”

“是的，是一码事。你现在扮演的是我的角色。”我朝背后的坎伯兰街做了个手势。“他们什么都有。但我和你一样，只有一样东西。如果你犯了和我相同的错误，认为他们的一切比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好得多，我也不会责怪你。你必须赌一把，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现在。”

她抬起头望着那些别墅。我也转了一下身。下午的阳光把它们映照得金碧辉煌，宛如宁静、遥远、祥和的奥林匹斯山之光，夏天人们在云层中有时候可以看到。

她说：“我要回澳大利亚去。”似乎既不选择我，也不选择他们。

我感到我们之间有一条深不可测的深渊，同时它还窄得可笑，如同我们之间当时的实际距离，一步就能跨越。我望着她流露出心理挫伤的脸，感受到她的固执，她那不受人操纵的性格。传来一股篝火的气味。一百码外有一个盲人在行走，自由自在，不像是一个盲人。只有他手里那根白棍子能说明他看不见。

我迈步走向通往南门的小径，准备回家。两步，四步，六步，十步。

“尼古！”

她的声音特别盛气凌人、生硬，没有一点和解的意思。我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下，然后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走。我听见她在后面追，但我没有回头，直到她几乎赶上了我。她在距我五六英尺处停下来，微微喘着气。她不是装的，她是要回澳大利亚，至少是思想中的澳大利亚，情感上的澳大利亚，她不想和我共度余生。但是她又不愿意让我就这样一走了之。她的目光中流露出受伤害的愤怒表情。我比任何时候更难以忍受。我向她逼近两步，怒不可遏地用一个手指指着她。

“你还是没有吸取教训。你还是按照他们的剧本在表演。”

她也不示弱，对我怒目而视，用愤怒回敬我的愤怒。

“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我以为你已经改变了。”

后来我为什么会那样做，我自己也不知道。既不是有意的，也不是本能的；既不是冷血的，也不是热血的。但是事情一旦做了，似乎也就成了必要的行动，同时也没有违反诫命。我抡起胳膊，狠狠地在她的左脸上打了一巴掌。这一击是她绝对没有料到的，几乎打得她失去平衡。她十分吃惊地眨着眼，缓慢地举起左手来捂住自己的脸颊。我们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互相怒目而视良久：整个世界仿佛消失了，我们正在空中跌落。深渊可能很窄，但它是无底的。我看见艾莉森背后的小路上有人停下了脚步。有一个男人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印度人坐着看热闹。她的手还捂着脸，眼睛渐渐湿润了，肯定是被打痛了，也可能是因为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