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总好过无所作为（第3/4页）

1939年，额叶切除术的时代已经到来，弗里曼是其最狂热的传教士。他执行手术的频率高得惊人，他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为众多好奇的医生进行演示，许多医生都跃跃欲试，想在自己的病人身上进行手术。弗里曼还在准备他第一本书的出版。在这本名为《精神外科》（psychosurgery）的专著里，弗里曼写道，“过去人们认为，若是一个人的思维不够清晰准确，是因为他‘大脑不够用’。我们意在表明，在特定环境下，个体可以在实际情况中用更少的大脑资源达成更清晰准确的思考。”

弗里曼很高兴52号病人没有认出自己。

若是52号病人继续保持清醒，并正确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若是她情感饱满的声音没有突然减弱；若是她的目光依然犀利好奇；若是她继续唱着歌，弗里曼便会让同事切得再深一些。他会告诉同事，一直切到病人糊涂为止，一直切到她感到自己思维混乱、人格解体为止。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手术时让病人保持意识，他要确保他们的大脑受到了足够的破坏。他将这个手术策略描述为“迷失标尺”。他解释说，“记忆损伤、混乱和定向障碍通常是在额叶的第四部分被切断后，数秒到数分钟之内相继出现的，”另外，“当这种迷失在手术台上出现时，我们就会非常满意，因为手术是有效的”。如果病人仍然保持敏锐，有方位感和反应力。那么这就说明，惯常在手术中用以施救的切口的上下范围或许是不够的。一般来说，他坚持奉行一个简单的策略：“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一直往里切，直到病人陷入混沌。”

这个方法的诀窍在于，要切到病人大脑的足够深处，使他陷入困惑，却又不能太深，否则会导致病人死亡或永久丧失行动能力。在成功的手术中，病人会立即陷入混乱甚至可能大小便失禁，但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他们就会恢复清醒，分辨出周围的环境，也能记起术前的往事。不过，他们还是会不同于从前，而这就是关键所在。寥寥几刀，就能完成在分析家的躺椅，或疗养院病床上几年都无法完成的成就。

弗里曼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收集这些有利变化的证据。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勤于和所有的病人保持联络，以便了解他们的现状。他到处寻找着可能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时他能找到一些别人没有发觉的证据。例如，他总会在术前为病人拍张照片，手术间歇也会拍。他自己冲洗底片，花时间来研究他们手术前后的眼神，像品茶叶一样地仔细观察。在自己的论文和演讲中，弗里曼指出，大多数女患者在手术之前看起来明显有着高度的焦虑和畏惧（不过他无法佐证这一点，因为他拍照前，那些女人都是裸体的，而术后，她们穿戴整齐）。

他对一切都高度关注。关于术后的饮食习惯，他发现手术与“饮食改善和体重增加有着强相关”，并且弗里曼满意地记录道，53号女病人在术后一个月体重暴增两倍多，从85磅飙升至210磅。关于术后的个人形象，他甚至承认自己的窥探“还不足以深入获得闺房的秘密，不足以了解在手术后患者们化妆品、乳液、胭脂、唇膏、香水等等的使用情况”。但他相信大部分患者，在额叶切除后，“能够重拾对自己形象的关注”。而术前她们“对这种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女性活动并不感兴趣”。

而社会接受度这一点，正是弗里曼希望通过额叶切除术以实现的核心。在他看来，世界上到处都是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有一些显而易见：疯子在疗养院的后院里无望呻吟；衣衫褴褛者在街头喃喃低语。而大多数则并不太明显。虽然他最初的关注点都是极端的情况，后来他逐渐开始对许多情形更稳定的患者进行额叶切除术：呈现“情感失控”的家庭主妇；每天下午都要哭闹、逐渐陷入隐居状态的“老处女”；强迫性洗手而导致“手部皮肤过度干燥，粗糙而龟裂”的人；有失足倾向、脾气太暴躁或是过度专注于手淫的少男少女。他们涵盖了所有年龄段：弗里曼最年轻的病人7岁，最老的已经72岁。所有这些老老少少的病人，大都生活在一潭死水或略有波动的绝望中，渴望着解脱。

弗里曼深谙他对病人施以的脑叶切除术的本质。他深知，挥舞的柳叶刀正切断着前额叶和大脑深层结构的联系。他知道额叶是很重要的（低等类人猿进化为智人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祖先的额叶要比我们小得多。而额叶，是人性本身的关键）。一个与弗里曼同时代的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蒂尔尼（Frederick Tilney）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即将前额叶描述为“经验的蓄电池、行为的指导者、进步的推动器”。

但是，尽管额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们的确切功能仍然是一个谜。其中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弗里曼最认同的是将前额叶想象成一个进行粗加工的生理模型，这出自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情感以及个体的原始冲动发源于脑内的深层结构，而后通过中间结构向外扩散，这个中间结构就是自我，最后到达前额叶，在这里情绪会被加工、解释、反映和控制。在正常运作的大脑中，额叶扮演了监管机构的角色。比如深刻的悲伤感可能会从低级的结构产生，前额叶会让这种悲伤在一段时间里被完整地体验，而后将其压低并清除。然而，在大脑功能失调时，额叶可能会锁定这种悲伤的感觉（或者是恐惧、偏执、害羞等等），从而进入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一种神经官能症。

医生可能会尝试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神经官能症，或者在环境上做出改变，又或者把病人放进铜箱子，把他们加热到41摄氏度以上。若不是脑洞大开想到激进疗法的潜在疗效，弗里曼将会只是个无名之辈，他甚至发表言论说用子弹打穿大脑，只要病人被救活就可能产生好转。“毫无疑问，第一例枪击导致的休克，在心理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写道，“从纯粹的生理学方面来看，也就是说，从创伤、痛苦、休克、发烧以及可能的手术干预来看，这种冲击和对抑郁症十分有效的休克疗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些同样的疗效也可能产生于自致或他致的严重创伤。”

但弗里曼认为，额叶切除术是一个更好、更直接，也更科学的方法。通过在人头上开个洞，把手术刀伸进去人为地破坏掉不健康的“神经模块”，同时将大脑的情绪中枢与前额叶之间的众多神经切断，他相信自己可以消除和预防神经症。

不过，尽管他对额叶切除术的潜力有着极大的热忱，但弗里曼并不认为其潜力已经完全被认识到了。他的病人在接受额叶切除后，不再像从前一样跟社会格格不入，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正常。虽然他们的暴烈情绪得以消除，但在术后，他们往往也失去了我们所公认的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有的可能连他自己母亲去世了也没法哭泣。还有的人可能丧失了一切进食的欲望，吃饭的时候必须被一口一口地敦促。还有人可能会坐在角落中一直沉默，只在有人跟他说话时才开口，年年岁岁周而复始。“在手术之后，”弗里曼在1942年写道，“个体的自我认知好像丧失了某些特定的情绪。其中有多少（大脑）为了治愈心理症状而必须接受切断，又有多少因为其个体的完整社会适应功能而需要被保留下来，这些还并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