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冰水、热火与高压电（第3/3页）

通过对“消除病人思想中的恐惧”做出的努力，伯林盖姆认为疗养院里的工作人员将会“激励那些离开医院的人，并促进当前治疗的进展，恐惧会让我们一事无成，因为它会阻碍病人的好转，从而击溃我们。牢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此你就可以实现而非阻碍我们共同的目标——帮助病人康复。”

刊载在下一期人物新闻板块的第二篇文章，柏林盖姆提出了他所用的一个特殊而简单的措施，用以消除在机构中蔓延的恐惧。这篇文章题为《是“睡眠”，而不是“休克”》（“Sleep”——Not“Shock”)，其中指出，疗养院中实施过三种休克疗法：胰岛素休克、强心剂休克以及电击。首先是胰岛素休克，就是要对病人注射大量胰岛素，破坏他们的血糖水平直至崩溃，他们会随即陷入一种低血糖昏迷状态（胰岛素休克的基本原理是很模糊的。没有人对为什么人为导致的意识丧失可以减轻，至少是暂时减轻精神病症状发表过什么清晰的见解。他们只是声称，这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判定这些治疗可以继续使用）。一到两小时后，再想办法让病人恢复意识，一般的手段包括人工呼吸或者是注射肾上腺素。正如伯林盖姆自己发表在1938年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胰岛素治疗是危险的，是一种“与死亡的巧妙周旋，几分钟的忽视、走神或者懈怠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二种治疗，叫强心剂休克，需要为主顾注射一种名为强心剂的化合物，它主要会导致病人产生一瞬间的原始恐慌，而后陷入长达一天的昏迷。第三种就是电击疗法，它是三者中最近才被疗养院采用的，其通过反复的高压电击来使病人的大脑丧失意识。

柏林盖姆将三种疗法都阐释为一种复仇，他之前的总结报告中，有一段完美地体现了他的机构中的奇怪双面性——乡村俱乐部外表下隐藏的秘密：“室内游泳池疗法”的成功研制，促使了去年春天机构内的室外游泳池的落成。这看起来似乎与精神病医院的形象背道而驰，然而仅仅过去一个季度，其价值和效用就显现出来了，它成为常规治疗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休克疗法的后续发展和重要意义，需要为这种治疗建造一个具备特殊空调装置治疗室，里面有25个床位，其建成后就立刻投入了使用。

然而现在，我外祖母以及其他许多病人愈发害怕这些休克疗法，因此就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伯林盖姆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的恐惧更多集中在治疗方法上，而不是在治疗本身上。简而言之，就是个表现层面的问题，无关治疗的本质。于是他下令进行改变。

“非常不幸，”他写道，“误导性术语——‘休克’被用在了心因和精神疾病的治疗中，这些本来是常规剂量的胰岛素、强心剂和电击治疗就成为无端恐惧的根源。由于这三种疗法都能使病人进入类似于正常睡眠的无意识状态，它们就应该改为‘胰岛素睡眠、强心剂睡眠和电击睡眠’——在三种疗法中用‘睡眠’来代替‘休克’……由于事实说明这些治疗的确是收效甚佳，我们应该对这些治疗采用更加准确的表述——胰岛素睡眠、强心剂睡眠和电击睡眠。并从我们的精神病词汇中删除曾被误用的‘休克’一词，以此证明生活研究所不能在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道路上，受到传统和道义的束缚。”

在外祖母入院之前，她很可能跟柏林盖姆有过交集，只是彼此都没意识到。在他负责生活研究所很久之前，柏林盖姆在我外祖母的家族企业供职。切尼兄弟丝绸制造公司遇到1915年的劳工问题时，公司雇他来进行问题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他为公司全职工作了两年，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工业心理学家”。他会在工厂观察劳工的日常活动，征集工人们的抱怨并为他们提出补救措施、调整规章制度来减少劳资之间的冲突。他在厂区转悠的时候，很可能看到我年轻的外祖母蹬着她的单车穿梭其间。

但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伯林盖姆见过我的外祖父。在我外祖母入院的三年前，在收容所1941年7月1日的年度报告开头，就写着威廉·比彻·斯科维尔医生成为本院“顾问团”的成员。为什么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会成为精神病收容院的顾问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我那孤独而恐惧的外祖母这个话题上停下，转到向北几百英里之外的华盛顿特区，去到几年之前那儿的一个万圣节的早晨。

【注释】

[1] 1英亩等于4046.8564224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