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冰水、热火与高压电（第2/3页）

在她接受发热疗法整整一周之后，一位门诊医生记录道，虽然外祖母仍然处于妄想状态，且不断往复地“轮回”，也不断地将疗养院的其他主顾和工作人员错误地幻想成“她从前各式各样的朋友”，但是她总体上还是“相当愉快”的，而且“愈加平静了”。

在疗养院对外祖母所做的临床记录的第二页，副标题“心理构成及人格类型”一栏下面，精神病医生描述她“非常温和”“极度敏感”“温柔且善良”，并且“完全女性化”。精神病医生接下来花了一些时间来探讨她和外祖父的关系，并判断这种关系是否健康：“他们的婚姻事实上是非常快乐而意气相投的，”他写道，“在长期共处的十年间，他们常去旅行，滑雪，并交流书籍与艺术。她丈夫非常享受这段婚姻且别无二心。”

外祖父也会赞同这一评价。在外祖母疯掉两天以后，即1月29日，他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这如此幸福的婚姻啊，我现在心都碎了。”

不过在另一方面，外祖母对婚姻的理解有些不同，这种理解更为消极一些。据她的精神病医生所说，这种理解本身就是她心理问题的一个症状。“她太理想主义了，”他写道，“对她丈夫有太多要求，过于追求完美。”而至于我外祖父，精神病医生继续说道，“其实是忠于她的，不过其风流倜傥令她伤心。”外祖母的精神病医生总结道，她丈夫的所谓不忠，“令她的困扰程度超乎寻常。”

精神病医生十分详实地对外祖母的生活背景与思维模式做出了基本评价，不过他并没有假装去弄清其发病的准确生理或心理动因。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精神疾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谜。正如生活研究所的负责人查尔斯·伯林盖姆所言，“即使到现在，精神病也很难被称为一种疾病，但被视为一种疾病过程的体现，至于其真正的来源，现在我们能做一些进一步的推测。”然而，这也改变了疗养院对于这些神秘疾病治疗方法的态度。在该机构的早期，治疗方法是非常保守简单的，到了外祖母的时代，治疗方法变得激进起来：在伯林盖姆看来，“在精神病学里，各种疗法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他认为，每种疗法都“有可取之处而不该被摒弃，”因此，对主顾们最好的治疗计划应该是多元化的。

外祖母经历了水疗和热疗。她却还没有好。第三种是处方治疗。

有时候，在她醒来之后，他们不会给她提供任何早餐。连茶和烤面包也没有。这个饮食方案已经持续了数月，她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她其实知道，她最害怕的事情就要来临。那是种模糊而蒙昧的恐惧，由于那件即将来临的事情总是导致短期失忆，所以翌日她就不太记得这事了。

助理人员会将她从住处带到一座被称为巴特勒一号（Butler One）的楼。他们会沿着两栋建筑之间一条特殊的路往前走，使得外祖母尽量不会接触到其他的主顾，从而避免引发骚动。这倒并不是因为外祖母特别情绪无常。只是任何被送到巴特勒的病人都得遵循这个指令，也得尽量减少交谈。伯林盖姆在招聘到助理人员后，会马上发给他们员工细则，其中如此强调：“在护送主顾时，不可讨论治疗；尽量要安抚体贴，令他们安静愉悦。确保主顾的配合，以协助治疗取得最大限度的疗效。”助理人员和我外祖母一到巴特勒，外祖母就会被他们送到治疗室。

“你不可以，”员工细则里面提到，“跟任何无关人等去讨论治疗室里发生了什么，除了你负责联络的工作人员以及你所照看的主顾。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给主顾提供关于他们自己的任何细节。”

在治疗室里，发生了如下这些事。助理人员把外祖母带到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仔细检查她有没有携带眼镜、发簪或首饰等尖锐物品。如果她戴着假牙（当然她并没有），助理会把它们都给拿掉。如果她系着一条腰带，助理也会将其放松一点。皮带也是一样的。负责治疗室的护士再三检查了助理的工作之后，助理领着外祖母上了一张床。外祖母躺在那个松垮垮铺着床单的床垫上，助理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乳胶枕头放置在其肩胛骨上方。助理要求外祖母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伸直双腿。床单裹在她自己身上，盖住了她的手脚。只有头还露在外边。之后，助理把一个口塞放到她嘴里，摁住她的肩膀，而另一个助理则摁住了她的臀部。她得尽可能地被牢牢固定住，这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治疗可能会令她肌肉剧烈收缩，若是四肢不被固定，任由它们踢打，很可能导致骨折。

管事的护士又全部检查了一遍，确保一切就绪，她将我外祖母额前散落的几缕头发拢好，然后向她的皮肤施以电击。

威廉·B.斯科维尔夫人的临床记录

（记录者：艾米莉）

1944年4月5日：斯科维尔夫人开始接受电击治疗。

1944年4月12日：电击治疗开始起效。斯科维尔夫人的行为有了些改善，相对清醒的状态可以持续更长时间了。不过，她还是时常会在大厅里唱歌跳舞，或是尖笑；大声捶打钢琴键盘，那声音让其他主顾不胜其烦。她能够认出来探望的亲属。不过……对此的兴趣转瞬即逝，很快她的行为举止又会变得漫无条理，她会不停地摇头。她还会说自己经历过的审判，并且认为自那以后她一直在监牢里。

1944年4月19日：自上次的记录后，斯科维尔夫人一直在接受电击治疗。她的改善体现在变得更安静，不再常打扰他人。然而，她精神病态意念的变化不大。她仍然会提到那次审判及其之后的牢狱之灾；她（缺失词语）的改变；以及她儿子对她说话的方式；还有灵魂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转移。

（5到6月的临床记录遗失了，只能找到三个月以后，也就是7月份的了）

1944年7月12日：斯科维尔夫人的情况显示了持续的改善。她仍对电击疗法感到有些害怕。

在疗养院里，外祖母并不是唯一一个害怕电击疗法的人。这种恐惧十分普遍，甚至在病人群体中导致了严重的失调和恐慌，于是柏林盖姆发起了一场运动来消除它。

不过，并不是消除电击疗法。而是消除恐惧。

这场收容所内运动的大意被刊登在《话匣子》里一个叫做“人物新闻”（Personews）的员工内部板块，于1944年8月连载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零恐惧精神病学》（Fear-Free Psychiatry）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恐惧带来的破坏力”，伯林盖姆写道，“给那些试图给病人建立自信的精神病学家们，带来一个特殊的难题，因此，为了建立起信心，研究者们要对恐惧心理学非常熟悉，这样才对治疗有所帮助而非阻碍。”他建议护士和助理“不要和病人讨论治疗，若是谈话触及到了这点而且无法避开时，就要极力推崇治疗的积极一面。将这些治疗的惩戒本质暴露出来，从来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