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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朋友们一块儿去吗？”

“不，”他充满自尊地说，“我一个人去。”

“你有孩子吗？”科弗利问道。

“没有。那就是为什么我的妻子和我过不下去。她想要孩子。我不想要。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过的日子惨极了。我不想让任何人再过那样的日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唉，在我两岁的时候，母亲死了，父亲和祖母把我抚养长大。父亲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工程师，每一次都做得不长。他是一个酒鬼。你瞧，我比大部分人经受的东西都要多，我想我比大部分人都更想摆脱这一切。没有人懂我。我是说，我的姓名毫无价值，那只是一个老酒鬼的姓而已。我必须赋予我的姓名以一定的意义。所以，当有了研究闪电之类的事儿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感觉好多了。现在，我的姓名有一定意义了，至少对一些人是这样的。”

在这儿，闪电这一纯粹的能量显出了它的脉络来，就像我们在云翳中看到的那样，整个世界都是有脉络的—比如叶脉和波涛—在这儿，是一个孤独的男人，他对水疱和消化不良熟稔，他发明一种可以摧毁整个世界的爆破力的谦卑动机就像一个女童星、一个怪癖的发明家或小镇的政客一样。“我只想赋予我的姓名以一定的意义。”他一定比大部分人受着更加强烈的动机驱使，要在死亡的神秘之中加上行星的毁灭。当他被一阵滚滚雷声惊醒时，他一定会比大部分人更加纳闷这是不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由于他希冀获得一个名分而加速了。

这时，女侍者拿来了龙虾，科弗利便也停止了询问。

当科弗利回到旅馆，有一张卡梅伦亲笔写的字条在等着他。字条上写着要他在五点在三楼会议室外面等他，开车把他送到机场。从这他判定他在卡梅伦的团队里是干司机的活儿。他在旅馆的游泳池里度过了一下午，五点钟准时去到三楼。会议室的门锁着，并用金属线封着，有两个穿着便服的秘密警察在走廊里守卫。当会议结束，有人用电话通知了他们，他们便除去金属线封口，把门锁打开。房间里的情形乱糟糟的，很古怪。作为一种安全措施，窗户和门都用毯子遮上。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们站在椅子和桌子上，将毯子除去。空气中弥漫着烟雾。科弗利还没有意识到房间里没有任何人在说话。这就好像是一场刚结束的葬礼。科弗利跟伯伦纳打招呼，但与他共进午餐的朋友没有理他。他脸色发青，嘴巴紧闭着，表现出一种苦涩和厌恶的表情。是不是卡梅伦跟他们描述的悲剧和恐怖造成了这一片沉默？这些男人的脸是表示他们刚被告知了千年的灾难吗？科弗利纳闷，他们是否被告知这行星已经不宜居住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旅馆的走廊里，在这曾经走过应召女郎、度蜜月的夫妇和来消遣长长的周末、呼吸新鲜海风的年老夫妇的地方，他们可以抓住什么呢？科弗利满怀狐疑地瞧着这些显然被吓得半死的苍白脸庞，以及地毯上那盛开的深色洋蔷薇。卡梅伦和其他人一样，走过他面前没有说话，科弗利顺从地跟在他后面来到车前。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卡梅伦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道别。他登上了一架小型的比奇飞机—他是前往华盛顿—当飞机起飞后，科弗利发现他忘了拿他的皮包了。

和这样一件简单的玩意儿联系在一起的责任却是吓死人的。皮包里所装的一定包括他在那天下午所讲的核心内容，科弗利从那些听众的脸庞猜测，他所演讲的一定和世界末日有关。他决定立即回旅馆去，在小组一位成员面前把皮包打开。他把皮包放在膝盖上，驱车回城去。他在问询台询问伯伦纳在哪儿，服务生告诉他伯伦纳已经结账离开旅馆了。所有其他人也都离开了。他往大厅周围瞧了一眼那些可疑的或者至少是异族的人的脸庞，心中不禁纳闷在这些人中间会不会藏着外国间谍。摆出一副不引人注目的低调姿态似乎是他这时最好的应对办法。他走进餐厅吃饭，一直将皮包放在膝盖上。在他行将吃晚饭时，旅馆外面响起了一连串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他以为世界末日真的来到了，直到女侍者向他解释那是一帮礼品店店主在开年会，放鞭炮和烟花庆祝娱乐而已。

他将皮包夹在腋窝里，走出旅馆去瞧放烟火的热闹。对他来说，在一个有关爆炸力的会议结束时，放一阵便宜的、好玩的、完全无害的烟火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海滨木板道上已经摆放了让观众坐的折叠椅子。烟火是从沙滩上的一排迫击炮发射出来的。他听见烟花炮弹脱落下弹壳的声响，望着一道灰烬燃烧的明亮的抛物线轨道冉冉升空，滑过星空。白灼的光发出一阵巨大声响—他们要过一会儿才能听到那声响—然后便现出摇曳的金色旗幡。旗幡弯曲像大腿一般，最终演化成彩色斑斓的无声火球。所有这一切美景都映在旅馆窗户的玻璃上了，那些礼品店的店主们抬起脸欣赏这精巧的一幕，那一张张脸庞看上去漂亮又朴实。零零散散地响起阵阵掌声，那是令人感动的礼貌与热情的表现，就像人们在听到舞蹈音乐结束时鼓掌一样。在薄暮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那袅袅的黑烟，黑烟不断变更形状，最终飘散到大海里去了。科弗利安坐下来，一派闲适，倾听那一排排迫击炮炮弹重新响起，欣赏那灰烬延续的抛物线，火星熠熠闪烁的光弧，盛开的彩色绚丽的花朵，数百人的赞叹、唏嘘，以及那彬彬有礼的掌声。这场烟火礼花表演以一阵排炮结束，那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模仿战争，魔鬼般的鼓声响起，旅馆数千扇窗户玻璃都燃烧起白色火焰的光来。最后一声爆炸震动了海滨木板道，却无伤大雅，随之而起的便是犹如在舞蹈学校般的捧场的阵阵掌声。他起身回旅馆去了。当他回到旅馆房间，他不禁纳闷房间是否被抢劫了。所有的抽屉都被打开了，衣服散落在椅子上，但是他估摸他并不是一个整洁的旅行者，也就并不在意了。他双手抱着皮包睡了。

上午，他就像姑娘们抱着她们的书本一样在胸口抱着皮包，从大西洋城搭乘飞机到一座国际机场，在那儿等待飞往西部的飞机。一方面是圣博托尔夫斯火车站抵达与离开的熙熙攘攘的人群，空气中充斥着煤气、地板漆和厕所的味道。候车室黑黝黝的，在那儿，似乎有一种夸张的力量征服了候车旅客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这顶楼或者说宫殿般的机场候机室，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满布乌云的天空，在那里，宽敞、效率和人造皮革的味道似乎并没有拓宽而是缩小了旅客之间相互的认知。科弗利搭乘的飞机原定于两点钟起飞，但到三点一刻他们仍然等候在登舱门前。有一些旅客开始叽里咕噜抱怨起来了，有两三个旅客带着一份午报，报道说在科罗拉多发生空难，死亡七十三人。难道发生空难的飞机正是他们在等候的吗？他们这些站立在昏暗的落日余晖中的人得到非凡的怜悯了吗？他们的生命得救了吗？科弗利走到问询处，询问有关这次航班的信息。问的问题当然是非常有技巧的，但机场职员回应时脸色阴郁，仿佛购买一张机票就是让你谦卑地在黑暗中闲步似的。“有一点儿误点，”他不情愿地说，“也许发动机发生了毛病，要不就是连接的欧洲航班误点了。三点半之前你不可能登机。”科弗利为他如此赏脸而感谢了他，便信步踏上楼梯去了酒吧。在门右边镀金的架子上挂着一幅一位漂亮歌星穿着晚礼服的照片，她是那些在酒吧门槛边或者旅馆餐厅边向我们微笑的成千小姐的代表，不过，她不到九点是不会来的，眼下可能正在睡觉，或者拿着她要洗的衣物到自助洗衣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