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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利先生告诉自己，他早就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女人会说到做到。他不知道对于她的犹豫不决他还能忍多久。他私下以为她大概是心软了，担心把波兰人赶走以后他们找不到新的容身之所。他可以告诉她事实是这样的：如果她让波兰人走，不出三年，他就会有自己的房子，屋顶上还架着电视天线。作为策略，肖特利先生每天晚上都去她的后门给她讲道理。“有时候白人得到的关照不及黑人。”他说，“但是这没关系，因为他终究是白人。但是有时候，”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看着远处，“一个为自己国家浴血奋战、甘心赴死的人，得到的照顾却比不上他的敌人。我问你：这样对吗？”他问她这种问题时会盯着她的脸，看看自己的话是否奏效。这段时间来她脸色不好。他留意到她眼睛周围的皱纹，之前只有他和肖特利太太两个白人帮手时，还没有那些皱纹。他一想起肖特利太太就感到心脏像铁桶一样沉入干涸的水井。

老神父迟迟不出现，似乎对上一次的来访心有余悸，但是他发现难民没有被撵走，终于大胆再次登门，打算接着上次断了的话题继续向麦克英特尔太太传教。她并没有要求他传教，但是他执意如此，不管和谁说话，在交谈中都要扯一些圣礼或者教义的解释。他坐在她的门廊上，对于她半是嘲讽半是愤怒的神情视而不见，而她晃着腿坐着，随时准备打断他。“因为，”他的口气就像是在说昨天发生在镇子里的事情，“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慢慢低下头——“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他……”

“弗林神父！”她的声音差点让他惊跳起来，“我想和您谈点要紧事。”

老头右眼的眼皮抽了抽。

“照我看来，”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耶稣不过是另外一种难民。”

他稍稍举起手，又放在膝盖上。“啊。”他嘀咕着，像是在思考这句话。

“我得让那个人走。”她说，“我对他没有义务。我对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有义务，而不是那些随便过来占便宜的人。”她说得飞快，想起了所有论据。牧师的注意力像是退回到一间私人祈祷室，直到她讲完。有一两次，他的视线徘徊在外面的草坪，仿佛在寻找逃离的方法，但是她没有停下。她告诉神父自己如何在这个地方坚持了三十年，总是在对付那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人，那些人只想要一辆车罢了。她说她发现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管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来的。她说，古扎克一家翅膀一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她。她告诉神父那些看起来富有的人，其实是最穷的，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维护。她问神父，他以为她是怎么支付饲料账单的。她告诉神父，她想要翻新房子，但是没钱。她甚至没钱修葺她丈夫的墓碑。她问神父知不知道她的保险金累积到今年有多少。最后她问神父，是否觉得她浑身都是钱，老头突然发出一声难听的大吼，仿佛这是一个滑稽的问题。

神父告辞以后，她没精打采，尽管她明显占了上风。她立刻决定月初便给难民三十天的期限，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肖特利先生。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语。他的妻子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她说波兰人是恶魔和神父派来的。肖特利先生很肯定神父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施加了特殊的控制，不久麦克英特尔太太就会去他那儿做弥撒。她仿佛被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吞噬着。她更消瘦，更焦虑，不再敏锐。她现在看着牛奶罐，却看不出它有多脏，他还见过她明明没有说话，却动着嘴唇。波兰人从没做错任何事情，但一直在惹恼她。肖特利先生自己做事情随心所欲——并不按照她的来——可是她仿佛并不在意。尽管她注意到波兰人一家都变胖了，却还是向肖特利先生指出，他们的脸颊凹陷，肯定是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了。“是啊，夫人，有一天他会把你的地买了，再卖个精光。”肖特利先生大胆地说，他看得出来这番话吓到了她。

“我就等月初了。”她说。

肖特利先生也等着，然后月初来了又走，她没有解雇波兰人。他本可以告诉随便任何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粗暴的男人，但是他讨厌看到一个女人毁在外国人手上。他觉得男人不能袖手旁观。

麦克英特尔太太没有理由不立刻解雇古扎克先生，但是她拖了一天又一天。她担心账单和自己的健康。她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也会梦见难民。她从没撵走过哪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离开她的。一天晚上，她梦见古扎克先生和他那一家子搬进了她的房子，而她搬去和肖特利先生住了。她吓坏了，醒来以后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眠；还有一天晚上她梦见神父来访，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亲爱的太太，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不会把可怜的波兰人赶走的。想想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想想焚尸炉、运尸车、集中营，还有生病的孩子们，以及我主耶稣。”

“他是多余的人，他破坏了这里的平衡。”她说，“我是个有脑子的务实的女人，这里没有焚尸炉，没有集中营，没有我主耶稣，他走了以后会赚更多的钱。他能在工厂干活，买辆车，再也不用和我说话——他们就是想要辆车。”

“焚尸炉、运尸车和生病的孩子，”神父喋喋不休，“还有我们亲爱的主。”

“太多了。”她说。

第二天早晨，她一边吃早饭一边下定决心要立刻去通知他，她起身走出厨房，沿着路往下走，手里还拿着餐巾。古扎克先生正在冲洗谷仓，像往常一样佝偻着，手叉在胯上。他关上水管，不耐烦地看着她，仿佛她干扰他干活了。她没有想好怎么开口就过来了。她站在谷仓门口，严肃地打量着一尘不染的湿地板和滴水的柱子。“有事吗？”他问。

“古扎克先生，”她说，“我现在无法履行我的责任了。”接着她提高嗓门，又用更坚定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得付账单。”

“我也是，”古扎克先生说，“账单很多，钱却很少。”他耸耸肩。

她看到一个高高的长着鹰钩鼻的身影像蛇一样从谷仓那一头滑过，太阳照在敞开的谷仓门上，身影停留在了那儿；她意识到一分钟前黑人还在她身后某处铲地，现在却寂静一片。“这是我的地盘，”她愤怒地说，“你们都是多余的人。个个都是。”

“是的。”古扎克先生说着再次打开了水龙头。

她用手里的餐巾擦擦嘴走开了，像是完成了任务。

肖特利先生的身影从门边缩了回去，他靠在谷仓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香烟点上。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从上帝安排，但是他清楚一件事：他不会闭上嘴干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