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费尔德大街919号

2007年3月

在那栋红砖屋前，有一棵树，那棵巨大的玉兰树是泽尔达最后一次从欧洲回来时种的，枝繁叶茂，博物馆馆长说，那是一个伤口。他对我解释说，所有的玉兰树味道都很重——可我什么都闻不到——会结出有毒的果实，让你生病[53]。

我推测，泽尔达栽种这棵树的那天，应该是帕特里西娅·弗朗西斯的生日，她十岁生日。那棵大树给我的印象十分深。树冠下面的地面上落满了松针——那是热爱它并且懂艺术的园丁的杰作，他才不怕流出的毒液呢！帕特里西娅也死在这里，死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至今已经二十多年。玉兰树继续为她而生长，为了他们三人。

博物馆馆长迈克尔让我用他的通行证走进了泽尔达和司各特的公寓（博物馆位于一大片连续不断的建筑群当中），突然——我一走进去——看到金黄色的镶木地板，镶嵌着桃花心木、上了清漆的松木地板像镜子一样闪闪发亮，我的眼泪就冒了出来。它们哀伤的影子溜了进来，就像照在滑冰场上一样。书架也是桃花心木做的，镶嵌在壁板里。房间里空空的，除了一张维多利亚风格的沙发，好像是泽尔达亲自充填的。

还有浴缸：到处都有浴室，每间卧室的隔壁都有浴室——“包括仆人的卧室”，一个褪了色的搪瓷浴缸，里面的铜制水龙头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发绿，这说明他家的仆人待遇不错，不像当地的其他仆人。三K党一直统治着这里，现在还很活跃。

迈克尔告诉我，很快就要举办一场纪念泽尔达的晚会，我得参加。我说好吧，然后逃进另一个房间，我想在司各特工作过的那个舞厅体验一下寂静。那个房间太大了，好像是挖出来一个洞，一个和办公室一样大小的凹室——是为了没那么害怕，我想，就像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成天提心吊胆的，他们在自己巨大的房间里，急急忙忙支起一顶圆形帐篷，想把外面的世界都浓缩到那里。

屋子里面的装饰非常豪华，但已经过时，四周植物茂盛，一片寂静，它静悄悄的，使这个地方成了高速公路和环城公路之间的一个绿洲。在那里，我又想起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一部很美的电影《善恶园里的午夜》。

我把车子停在屋后的一条小路上，不知道是否允许。迈克尔说，没问题，我停得很好。我想在花园里转一圈，和他谈谈树木的种类。各种树和花坛，也许都是泽尔达自己设计和栽种的。但迈克尔觉得没意思，并直说了。我谢谢他让我参观了这个地方：我还要赶路。

在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费尔德大街和邓巴街的交汇处，我打开了装有1948年3月11日剪报的案卷。

《蒙哥马利导报》很有分寸，只在社会新闻栏发了一篇加边框的小短文。“昨天，正好是在午夜，泽尔达·塞尔，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妻子，被发现死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地区海兰医院的火灾中，她在那家医院治疗精神病已经十多年。我们的同胞们对她都很熟悉，她曾是她那一代人当中最漂亮的南方美女，而且是个小说家、画家、爵士时代人们的偶像。在20年代，泽尔达和她丈夫经历了辉煌。30年代中期之后，两人渐渐被人遗忘。”

《纽约先驱论坛报》就报道得更加详细一些：“他们是最后一批浪漫主义者。继她著名的丈夫司各特之后，泽尔达·菲茨杰拉德昨天午夜也去世了，终年47岁。她是在阿什维尔地区海兰医院的精神病院的大火中丧生的。由于间隙性精神混乱，她在那里住了许多年……她和另外八名病人被关在最高一层，无法逃生，因为她的房门被锁上了，唯一的一扇窗也有挂锁。”

我的双手有些发抖。在我看来，在人们所遇到的死亡当中，在人们所拒绝的死亡当中，被火烧死也许是最悲惨的。人们就是用火来镇压反叛者、巫师和圣人的——那都是一些异常的人，是疯子。我从小就坚信，被木柴烧死的人，没等火烧到脚踝，他们就已经死了。痛苦使他们瞬间晕了过去，或者是火一烧起来，浓烟就已经把他们窒息死了。

我怎么也无法想象泽尔达遭此不幸的时候还有意识，无法想象当医院的警报响起来随后传来消防车的叫声时，她还醒着，头脑还清醒。我宁愿相信她已经睡着，在睡眠中被烟雾窒息。我宁愿她是吃镇静药死的，昏过去了，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失去了知觉，心跳慢慢地停了，身体和思想都麻痹了，跌跌撞撞地缓步走向死亡。有人会说：“她找到了平和。”我在死亡当中找不到任何平静，很久很久以来，它就是我内心的一个敌人。经历了那么痛苦和徒劳的搏斗之后，我可以考虑放弃，把投入敌人的怀抱当做是解决残酷疑难的一个办法。

泽尔达不可能被火烧死：她是蝾螈。这种神奇的想法，不但没有使我高兴，反而使我心情沉重。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莫比尔还是亚特兰大？一头扎进南方之南方，最后深入到墨西哥湾，或很快浮出水面——回到文明当中？

十分钟前，电台开始用低频滚动播出一条令人不安的新闻，并不断插播最新消息，我没有听。是关于龙卷风的消息。

回到房间之后，我打开电视，电视也在播放警报，而且更严重、更长、更繁琐，就像在预告丧钟即将敲响。突然，大家都惊慌起来，频率加快了，一个数码混合成的声音要每个居民都到自己住宅的地下室去。那个年轻的女看门人在涂指甲，她的指甲太大了，占了整个指头的四分之。“到地下室去。”她用南方人拖长的音调对我说。她说话时元音拖长，像阳光下的蜀葵，辅音却被偷吃了。“你呢？”她耸耸肩，无动于衷：“我听到旋风到来的时候才下去。”

我开始领教亚拉巴马的天气了：它们就像泽尔达，刚才还阳光灿烂，眨眼间大雨就来了，然后刮起风暴，天昏地暗，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一般。第二天，天又变得蓝蓝的——重要的是你还活着。

刮了19场龙卷风，在这期间，你可能会死，尽管我并不相信，但我对它们太不熟悉了，我又想起了那个那么不爱我的人。

当时我20岁，有个情人，他不想让我写作。那是个聪明的年轻小伙子，非常有学问。然而他相信月亮，喜欢摄影小说的蹩脚图片，反正是那类东西：情人之间应该分享一切，或者说，相爱就是融合，自给自足。

也许是为了给我的写作泼冷水，也许是为了让那种融合达到完美的境界，他让我读了他所喜欢的作者的书：威廉·福克纳，然后是卡森·麦卡勒斯[54]。“那是大手笔，”他对我说，“绝对的天才。”他不知道就此让我遇到了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本书。我想：两个兄长，两个参照物，两个和我相像的人。这两本书远没有把我压垮，而是给了我新的翅膀，用奇怪的讽刺，刺激而不是平息了我的写作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