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两家诊所和一家医院（第2/2页）

我是他堪作典范的布娃娃，我成了他的试验品。他实验室里的雌猴。我在他眼里并不那么一无是处，所以他改编我的语言是完全应该的。糟糕的是，这本可怕的书在商业上失败了，没能减轻我们的债务。“我们的”债务，这是我随口说的。不再是“我们的”，而是“他”的，他债台高筑。

……回到马里兰州，和平诊所。

路易斯·奥康诺尔打败了他，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成功，更让司各特痛苦的是，他在宴会和采访中公然宣称看不起司各特。我想象得到，那个路易斯不但聪明，而且狡猾，他在那些贪婪的记者面前诽谤昔日的朋友和保护者，然后请他们千万不要发表司各特的作品。“Off-the-record”[37]，他应该是眨着眼睛，话中有话地对他们这样说的，他知道那些家伙会在这场谋杀中不遗余力：时髦的作者打败了昔日帮他发表作品的过时了的偶像。

于是，我丈夫的苦日子到了：工具坏了，烧坏脑袋的蝾螈不会再回答。离开吧，对，去加利福尼亚赚钱。数千公里也没这本挑拨离间的书那样能把我们分得这么开。书中的那个人根本不像我，我已经选择了自己最后的化身：一个不会说话的幼儿玩具，一个空信封。

我在偷偷地写我的下一本小说。两年来，根据不同的医院和人员的复杂程度，藏本子的地方起码换了一百次（我丈夫写信给医院的领导，要求他们特别注意，千万不要让我写作，有的人不仅仅是服从命令，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搜查我的房间）。我很少被允许外出，司各特又不断地在这个大屋子里监视着我，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新地方来藏我的本子。我的手稿藏得太好了……以至于有时连我自己都忘了藏在哪一层、哪个房间、哪块壁板后面、哪块地板下面。于是，我作了备忘录，把藏本子的地方记下来，然后把备忘录也藏起来。司各特清楚地知道我在写，拿不到我的本子，他差点要疯了。从我的本子里，他再也偷不走一个灵感，一行字。

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游戏，一个悲惨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我试图拯救自己的肉体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