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故事

1940年

我知道，有些女人会跪下来求男人。为了留下乔的儿子，也许我也得求情或者逃跑。我要下跪吗？宁死也不下跪！我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女儿，是州长和议员的孙女……逃跑？……“你是个堕落的妻子。”岬角别墅的厨娘和管家在背后轻轻地说，他们的声音中夹杂着那么明显的怜悯色彩，以至于叫我妓女还算是宽容的。人们惩罚了我，把我从充满了爱和耻辱的海边小屋中拉了出来，让我远离了他。车子里没有其他人，在种着金合欢花的悬崖边颠簸，一路上没人跟我说话。人们强迫我杀死自己的孩子。

我怀过一个儿子，怀了几个星期。他的墓地在芒通，在埃克塞尔西奥缝纫用品店的一个垃圾桶里。

我后悔吗？算了，我知道那年我不会当母亲的。一天晚上，我上完舞蹈课回到我们位于星形广场的公寓里——走廊里黑糊糊的，房间冷冰冰的，那么凄惨，那么阴暗——我在寻找帕蒂，发现奶妈正抱着她给她洗澡。“水太烫了，”我对她说，“让娜，你会把我女儿烫死的。”让娜抬起头，紧闭着嘴，说：“水的温度正好，夫人。我叫诺埃米。”帕蒂差点喘不过气来，身上红红的，但她没说什么。“帕蒂，你想在浴缸里加些冷水吗？”她摇摇头，这个小女孩，脸上的皱纹竟那么深。“不用了，妈妈。这你就不用管了。”我母亲有六个孩子，出于义务，也因为智力懒惰。第一个男孩在襁褓里就死了，得了脑膜炎。我们这四个女孩完全符合明尼·马歇的安排：每个人都分头实现她本人没能实现的愿望。一出生，我们就各自被分配了角色。马乔里当艺术家，托茨当知识分子，蒂尔德是个冷美人，我是个迟生的孩子，被当做一个淘气的布娃娃，他们一边梦想，一边给我裁剪公主裙。至于小安东尼，家中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姓氏的继承者，预先没有给他分配任何角色。在明尼的个人剧本中，我哥哥只是没有写进去，他曾试图自己写，但他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一部都没有发表过。最后，他只拥有一间工程师办公室和一个孤独的城堡。

我所知道的是，小安东尼在1933年的那个星期已经失去了理智，他要求别人把他关到我所在的巴尔的摩的那家诊所里，但遭到了拒绝。两天后，他从莫比尔一家普通旅馆的七楼夺窗而出，因为我父母不让他们的儿子住进他自己选择的诊所里。在亚拉巴马和佐治亚州的报纸上，讣告说他是得疟疾死的，“高烧谵妄”，使他意外跨出窗外。

对于自杀，我没有什么看法，只是，我所喜欢的很多人都是自杀身亡的，从我哥哥开始。他好像并没有离开我们。

勒内已经死了五年。比小安东尼晚两年。在这个暂且安身的地球之外，他们是否找到了他们的轨道？星球的尘埃或是小小的灰烬。最后的也是永恒的轨道就是那样的。那是银河，还是没有尽头、漆黑而狭窄的通道？

许多医生都跟我谈起过小安东尼，是的，但并没有觉得他的创伤有什么特别之处。感恩节，明尼在吃点心时把海兰医院的院长拉到餐厅角落——Thanks mom[38]——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外婆死在床上，脑门上有个黑洞，她旁边的棉被上有把枪还在冒烟。那是她从她丈夫那儿偷来的。很快，她的妹妹也告别了人世，姨娘阿比盖尔是在里士满的詹姆斯河瀑布越过栏杆自尽的。

好像我众多的毛病和怪异之处还不足以吓坏他们似的，海兰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都在心里暗暗地假设：我有自杀遗传基因。值班人员日夜不断。我根本就不想死——有这样的家族病，却又不想死，这是最难解释的事情之一。

白大褂的声音毫无表情：“不想自杀？你说的？可你在法国飞行员离开的时候吞了两片药。妒忌地跟你丈夫吵了一架之后，你又从悬崖上跳了下去。这已经够了。”

我说：“我吃药是想睡觉，而不是为了自杀。飞行员并没有像你们以为的那样离开了。他是被绑架的。你们笑了？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见那一幕。司各特雇了当地的两个黑手党，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海边小屋——那两个家伙冷若冰霜，我甚至一句话都没能向乔森解释……至于你们所说的悬崖，我知道我丈夫是怎么说的，他肯定没说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醉得像个死人。我掉下去的是堵矮墙，而不是悬崖，矮墙下面有个阶梯，我摔了下去。结果我的膝盖受伤了，就像我小时候滑旱冰摔破脸一样。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自杀……”

毫无表情的声音：“可以谈谈那天你为什么要放火烧毁和平诊所的房间吗？”

我说：“那是个意外。我在壁炉里烧旧衣服。突然就着火了，一切都烧了起来。”

无表情的声音失控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意外，是吗？可是，那个壁炉已经不能用了。家里的人都知道，你的丈夫，你的佣人们，甚至连你的女儿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我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当全家搬到那座新屋里住时，我又住院了。而且，你们登记的资料没有意义：我想加温的那个房间是我的工作间。在那场火灾中，烧毁的是我的东西，我的许多油画和素描。我为什么要摧毁我多年来的工作成果？那是唯一使我感到生命还有些意义的东西。”

白大褂：“你不承认。自杀者的本质，就是否认。将来，事实总有一天会得到证明的。这个事实就是死亡。”

什么叫意外？黑暗中酝酿着什么？是什么东西让我意外地遇到了那个飞行员而我又必须失去他？我想弄明白……电击太强了，我的脑袋成了一锅滚烫的糨糊，牙齿也疼了起来，我要让他们减低电压。

红灯亮了。调低亮度吧！

我想起了那灯光，那么强烈，那么亮，照在我青蓝色的肚子上。那是在芒通一家缝纫用品商店的后院。当时，我隐居在帕基塔别墅，一个兼做保镖的园丁和一个厨娘监视着我，他们的眼睛瞪得像鸡蛋那么大。那个女的，看在那一大沓钞票的分上，给我找到了私下替人堕胎的接生婆，这是法国人的说法。另一沓钞票则买来了园丁的沉默。（他带着蔑视，冷笑着把钱装进口袋，一路上吹着只有他自己熟悉的小调。悬崖的拐弯处就像驯马场一样让他开心。我说我心里难受，他却把弯拐得更大，毫无理由地一下子刹车，一下子加速，把车子开得一颠一颠的。他在享受胜利的滋味。也许从来没有哪个女人像当时的我那样受他支配过。我明白我失败了，我已经一钱不值。

在女店主送到我面前的搪瓷盆里，我看见了夹在产针里的那团红红的软软的肉。我的儿子。飞行员的儿子。阳光和大海的儿子。我感到心中冒出了一个声音，我的下巴张开了，强直痉挛，眼睛在黑夜里旋转。我没有听见自己的叫喊声。“你干的好事啊！”厨娘后来忿忿地对我说。“一场被禁的电影！幸亏邻居们没有报警。你就不替别人想想啊？”这两个女人给我打针，吗啡的剂量比平时大了一倍。我处于黑暗中，百叶窗关着，窗帘拉上了。临时充当护士的厨娘给我注射吗啡，在我的胳膊上留下了一连串让人痛苫的血肿和脓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