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和平

我被关了四个半月（按正规的说法是休息疗法。两年来，我休息什么了？我很快就会忘了人们所谓的疲劳是什么意思），昨天被释放了。谁也没想到我会出去（司各特醉了几个星期了，他随手记下了日期，然后又忘了）。我要求菲力蒲医院派一辆救护车送我到我们位于和平的新居。我不知道这个法国地名是怎么来的，但对我来说，对我和我们家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它很有讽刺意味。司各特并不吝啬：那座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屋子共有15个房间，花园也同样大。我还记不住仆人们的名字——这种事很久以来就与我无关了。司各特勤奋写作，重获信心了，他说。他每天喝三瓶杜松子酒和三罐啤酒。帕蒂在邻居当中找到朋友了，那些孩子跟她年龄相仿。我没有任何东西要说的——我讨厌那些邻居，但在没完没了的晚会上，我默默地忍受着他们。我们在扮演有钱人。

我好像也变聪明了。10年前，我在晚会期间感到烦闷时，会不惜脱光衣服，当着众人难为情的目光，在客厅里跑来跑去，把洗澡水放得哗哗响。今天，这种挑衅（这种事情，我只觉得很自然，快乐，有趣，而且，能让我们在曼哈顿、巴黎或昂蒂布的老朋友们都发笑），甚至这些小小的丑闻都不再使我高兴了，只能让我女儿觉得尴尬。她很要面子，很保守。

我嫁给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我陪伴一个债台高筑的著名酒鬼已经12年，成了一个最自命不凡、庸俗可笑的妇人。我已经半年没有见到女儿了。我送了她一匹花斑小马，她非常自信地上了马，很是潇洒。

那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又喝得醉的——他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眼睛半睁半闭，说话断断续续，而我呢，用脚打着拍子，在香烟弥漫的客厅里旋转——松鼠也在笼子里转动轮子，直到累得昏死过去。他说：“这个你不能拿去发表。写得太差了，胡拼乱凑的东西。想想咱们的女儿吧，婊子！好歹当一次母亲，为她想想！”

我说：“你觉得是这样吗？我会碍什么事？你行使权力把我关了起来。如果说我利用这被关的四个月写了一本我的出版商会喜欢的书……”

他说：“是我的，是我的出版商！”

我说：“……你对我的权利已经到期作废，你不能禁止我发表它。”

他说：“我是家长，不是吗？我有权……我有责任保护我的女儿……保护我的姓氏……保护我的钱。”

“什么钱？老兄，我们输光了，已经分文不剩。”

他说：“我有权利。我是作家，是家长……你在你的蹩脚文章中提到的那些插曲，它们都属于我……属于我的小说，你没有权利拿走。”

“啊！真是可笑！你是不是昏了头？那是我的生活，我把它写了出来。”

他说：“你偷了我的素材。如果你侵……侵吞了我的灵感，如果你偷走了我的工具，那我们还靠什么生活？”

我说：“什么灵感？什么小说？你是说人们期待了10年而你每个月只能写出一行字的破书？”

他说：“你是小偷。一个疯子，一个破坏文物的人。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你想让大家都知道你在抄袭我吗？你想让大家都知道，写在纸上的这一派胡语全都是直接从疯人院里出来的吗？你总是忍不住要破坏一切。你无法控制住自己，可我要制止你……”

金钱就是他的所有回答，一切借口。

*

1922年 韦斯特波特

“你知道，宝贝，如果出现我的名字，杂志会卖得更好，杂志社的老板一定要这样做。如果我和你一起签名，他就多给500美元。”我不假思索，我信任他——我想我爱他，爱得那么天真，以至于“爱”这个字眼今天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用来指我们之间那么缺乏爱的关系——我也想要钱啊，但不想报复，不像他，想到自己曾是个穷孩子，混迹在富人当中，心里就酸酸的。他父亲是个窝囊废，甚至连卖肥皂都不合格，被那个庸俗的洗涤商当做是一条狗。（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俩走到了一起，使我们那么渴望快乐和征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我们的父辈太让我们蒙耻了。那个法官太老了，太烦人了，太缺乏魅力和能力。每天晚上7点半就睡觉，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我的朋友和向我求爱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直以为他们在背后嘲笑我。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乞求什么，希望什么，他是否有遗憾，有什么小小的愿望，有掩饰起来的伤口，甚至连那种秘密也不能使他吸引我。）

我最初的小说将以我们两人的名字在报刊上发表：

《我们的影后》

现代故事

司各特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著

后来，有人悄悄地忘了——可这迟早会发生——在文章底下署上我的名字。“2000美元，我的宝贝，我无法拒绝。我很难发表这个故事，你知道。只有《芝加哥周日报》的那些混蛋愿意……条件是，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们不再给他们任何东西了，好不好？”他们说这是父爱。Let’s father the story on him.[33]根据神权，写作是男人的权利。母爱这个词的意思无非是生育和抚养后代，打他们的屁股，在他们的作品不足以传世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后代来继承他们的姓氏。

继《芝加哥周日报》的那帮混蛋之后，还有《星期六晚邮报》的那帮无能者：问题出在编辑部的秘书身上，那家伙可能是初出茅庐，愚蠢地把泽尔达改成了弗朗西斯·司各特。“天哪，这是天大的谎言。”司各特也承认。我说：“这是出版史上最幼稚的行为，最惊人的改动。不是吗？”他说：“啊，宝贝，别这样看着我，坐下，喝一杯，今晚我可不想吵架。行行好，宝贝。”我没有吵架，只是停止跟他说话。我沉默了两年。但愿我能把我的笔记本藏起来。侵占者感到自己被侵占了。（啊！他可能一直在到处寻找：藏东西的地方每个星期都换，正如法官所说，我很会藏东西。）

但今天晚上，已经为时太晚，尽管他喝醉了酒糊里糊涂，但他知道了这一点：我的小说会出版的，他无法再像12年前那样加以制止了。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他不让纳唐出版社在我喜欢的《时髦人士》杂志发表日记。我本来很想知道他是否喜欢我的文章。然而，当他抛弃了我的身体的时候——性不是他擅长的项目——我的私人日记通过联姻成了他的肉，他毫不留情地啮咬它：没有那些笔记本，他的第二本小说会是一个空信封。

在分配心理寓言的角色时，他们这样要求我：“你来扮演妒忌。”但现在妒忌的是他，我英俊的丈夫，我的吸血鬼，他看到我用自己的翅膀飞翔，气愤极了。我很快就要靠自己的钱生活了。我的一个中篇明天就要发表在克里姆林宫杂志上（我又想起了过去那个玩笑，人们把它叫做“斯克里布纳的杂志”[34]），拿到1253个美元。小说的题目叫做《愚蠢鸳鸯》。司各特对此一无所知。问题是：我要等他酒醒的时候把报纸塞到他的鼻子底下，还是乘他醉酒的时候加剧他的仇恨，让他也失败一回？答案是：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会把杂志藏起来——甚至在读过之后把它扔了。那就行行好，让大家和平一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