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的宇宙《我发现了》导读（第2/4页）

二

1849年10月7日，《我发现了》正式发表年余之后，坡走完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最后的遗言是“上帝保佑我可怜的灵魂”。联系他昔日玩世不恭的所作所为，《我发现了》是不是作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自己过去的全盘否定呢？应该说，这篇文章里的思想，绝不是坡一时冲动的产物。在他的生活里，始终有宇宙的一席之地；在他的作品里，亦有死亡与上帝的不绝回声。

童年时代的坡，据说就已经懂得昴星图，知道“阿斯塔耳忒女神镶宝石的新月以及月球上的山脉”。少年时代，在养父的豪宅中，阳台上架设着一支望远镜，更培养了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大学期间，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得惊人，除了文学，对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医学、法学乃至数学都有所涉猎——特别是天文学，坡用心读过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侯爵的著作，熟悉其《宇宙体系论》（1796）所提出的星云假说；也读过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的《天文学论文》（1833），对其提出的月球考察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坡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第一次技术革命取得成效，而第二次技术革命正在进行理论准备的时期，全社会都有一种积极进取、探求未知世界的情绪。当坡于30年代进入报刊业的时候，恰逢大众报业为了迎合读者兴趣而比较注重科普知识的年代，作为有“杂志习性”的“杂志人”，坡继续发展了他的天文学兴趣。尤为重要的是，1842年前后，自然科学界最大的成就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这是牛顿力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物理学的最大成就。受其鼓舞，天文物理学进展迅速，德国天文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五卷本著作《宇宙》第一分册于1845年问世；另一位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梅德勒于1846年发表《中央恒星》；从1845年开始，一台长16.5米、直径1.8米、名为“巨兽”的天文望远镜直指苍穹。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发现了》准备了科学基础。

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坡有两个系列的小说一直颇受忽视，那就是科幻题材的小说和思辨色彩的小说。应该说，这些小说孕育了《我发现了》的母题。

属于科幻题材的小说有三部：《汉斯·普法尔登月记》（1835）——主人公乘气球登月，详细叙述了飞行原理和太空景观；《气球骗局》（1844）——描述了乘气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未来之事》（1849）——公元2848年乘气球旅行的人嘲笑“古代人”对于天文学和哲学的无知，是出现于《我发现了》中的“瓶中来信”的后续和补充。这三部小说实为一部小说的反复再现，那就是通过气球载人飞行的情节构架，来介绍天文学理论和假想飞行过程。坡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幻想小说家，在他的幻想中，一千年后的人类，还在以气球为飞行器，与凡尔纳的潜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乃至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相比，在科学想象力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注意的是，坡并非为科学幻想而科学幻想，他实际关心的还是天文学后面对应着的宇宙体系。

属于思辨色彩的小说有：《埃洛斯与沙米恩的对话》（1839）——两个在地球以外的灵魂的对话，回忆彗星掠过地球表面，引起大火而毁灭人类的故事；《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1841）——两个已经死亡的灵魂的对话，对死亡的描述和对再生的思索；《催眠启示录》（1844）——医生与冥冥之域的对话，关于上帝是不是某种无粒子物质的讨论；《言语的力量》（1845）——宇宙中的两个灵魂关于世界本质的对话。这四篇小说的形式都是对话的形式，而对话，实际上也就暗示着作家自己的思辨过程，是自己与自己的辩论。另外一个特点是：这四篇小说所探讨的主题都有关死亡与上帝，除了《催眠启示录》是活人与死者的对话，其他三篇都是灵魂之间的对话，换言之，叙述角度暗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那是一个从普通的“死亡”角度无法解释的世界。至于上帝，可以发现，作者的角度并非正统，“上帝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上帝是以“非结合形式存在的精神”，冥冥中存在的某种“性质”，正像在《言语的力量》中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所说的：“要是在人类当中，这种看法会被视为极端的邪说。”

以上七篇小说，恰在坡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占了十分之一的比重。正是这些幼苗，逐渐生成了《我发现了》那棵参天大树。换言之，《我发现了》不是一个叛逆者的最后忏悔，相反，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的最后飞跃。

三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我发现了》之所以显得奇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兼容并蓄”：将科学观念与神学观念合二为一。而其实，这并非坡的独创，却始终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有机成分；须知，在近代之前，西方哲学家们是把全部人类知识当作自己的研究范畴的，所以神学和科学概莫能外。而哲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也正是在这里，神学和科学有了交叉点，形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体系：宇宙论（cosmogony）。当代学者指出，西方哲学思想最令人费解的讽刺之一便是：物理学，特别是天文物理学，貌似科学，但实际上与神学一道，是最为形而上学的学术。似乎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越多，越觉得冥冥中有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以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都要慨叹：“这种深挚地、直觉地相信存在有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就是我对上帝的定义。”进入20世纪，科学与神学的对话不断发生，大爆炸理论刚刚发表三年，天主教会就在1951年宣布，它和《圣经》相一致；1975年，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发表《物理学之道》，从科学主义公开转向神秘主义；80年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保罗·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和《神的心灵》、史蒂芬·霍金和罗杰·彭罗斯合著的《时空本性》、帕斯卡尔·博耶的《被解释的宗教》等名著；与此同时，诞生了欧洲科学与神学研究会、科学与宗教论坛、伯克利神学和自然科学中心等学术机构，“科学与宗教”成了大学里的一门课程。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从这个系统中反观《我发现了》，才能发现它所从属的传统以及它所带来的突破。

西方的宇宙论纷纭复杂，大体上看，是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吸收了埃及、西亚的部分观念，又与犹太教-早期基督教相汇合，再经过经院哲学的改造，并对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现进行了整合。这其中，最关键的几个概念是“第一推动力”“光”“粒子”“理念”，它们又都与“逻各斯”观念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