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你就是内森·祖克曼』（第2/14页）

听上去很不错。要是谢维茨夫妇没有向华莱士事先透露这个大富豪的软肋，就更好了。

“如果我们你一言我一句地引经据典，讲什么摒弃全部，唯有我那圣洁的作家天职为重，”祖克曼说，“那我们就得在这儿待到明天深夜了。就让我告辞回家，先去跟鞋盒商量商量再说。”

当然他是想和劳拉商量这件事。他想和劳拉商量任何事，可是就在他的眼光见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他也丧失了她的慧眼卓识。如果他事先跟蕙质兰心的劳拉商量一下他要离开她了，他或许就根本不会离开了。如果当初他们坐在他的书房里，每人拿一支铅笔和一本黄色的便条簿，他们本可以在《卡诺夫斯基》出版前夕一如往常、有条不紊、实实在在地列出开始新生活的种种后果，而这些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可是，为了新的生活他离开了，因为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他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惯常的方式——坐下来，拿着便条纸和笔与她一起把东西一一罗列出来。

自从搬运工把他的东西——打字机、工作台、矫形办公椅和四个文档橱，里面塞满了废弃的手稿、被遗忘的期刊、读书笔记、新闻剪报，还有厚重的文件夹，里面是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的信件——从商业区的班克街整层公寓里运走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他们还搬走了他的书，据他们估计得有半吨重。虽然正气凛然的劳拉坚持要内森把他们一起积攒的一半家当都带走——小到毛巾、银器和毯子——他却坚持只带走书房里的家具。他们为此争执时，手牵着手，涕泪俱下。

携着他的书从一种生活走向下一种生活，对祖克曼来说毫无新意。一九四九年，他离开家前往芝加哥，箱子里装着标了注释的托马斯·沃尔夫作品和《罗格斯同类词词典》。四年之后，在他二十岁时，他离开芝加哥，带着五纸箱经典名著，那是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的二手书，他在部队里服役的两年中，那些书就存在父母家的阁楼里。一九六〇年，他和贝齐离婚，把书从那不再属于他的书架中取下来打包，装了三十箱。一九六五年，他和弗吉尼亚离婚，将近六十箱的书被车运走。一九六九年，他离开班克街，带着八十一箱书。为了存放这些书，按照他的具体要求，在他的新书房里沿着三面墙建起了高达十二英尺的新书架。可是，虽然两个月过去了，虽然书籍一般都会最先在他家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但这次它们至今仍困在箱子里。五十万页的书碰都没碰过，更没翻开过。唯一好像存在的书，便是他自己的那本。每当他试图忘记它时，就有人提醒他这书的存在。

来上城区的头一天，祖克曼和木工签了合同，买了台彩电，一条东方地毯。他心意已决，不管那些离别泪，一定要铁了心啊。那条东方地毯成了他房里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装饰品。东西于是越买越少：一只壶、一口平底锅、一个盘子、一条擦盘子的毛巾、一条浴室用的窗帘、一把帆布椅子、一张帕森斯桌、一个垃圾筒——每次买一件，都是到了该用的时候才去买。在他的老书房里的折叠床上睡了几周之后，在他为离开劳拉是否算是大错特错而踌躇辗转了几周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买了一张像样的床。在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当他伸展四肢，仰面躺卧，欲确定哪个牌子最厚实之时——当消息在整层楼里传递，说“卡诺夫斯基”亲自来挑床垫了，天知道是为了谁，或是为多少人——祖克曼自言自语，别介意，没什么损失，没任何改变：如果哪天搬运工要把书籍装车运回城区，他们也得把这张新的双人床一同搬过去。他和劳拉可以用它换掉那张用了将近三年的床，他们曾经一起睡在上面，或者单独睡在上面过。

噢！劳拉被多少人爱慕和敬仰！伤心欲绝的母亲们、备受挫败的父亲们、焦躁绝望的姑娘们，他们都会定期给她寄来礼物致谢，感谢她对那些为了躲避征兵而藏匿于加拿大的他们亲爱的人儿给予的支持。送来的自制蜜饯被她和祖克曼当做早餐；送来的巧克力被她散发给了邻里的孩子；还有让人感动的手编衣物，劳拉把它们赠给了教友派信徒，他们在麦克道格尔街上开了家“和平与谅解廉价旧货商店”。那些与礼物一并寄来的贺卡以及感人至深又充满苦痛的纸条和信件都被劳拉像至爱留念一样保存在文件夹里。为了保障这些信的安全，防止联邦调查局的擅闯，这些文件夹存在了罗斯玛丽·迪特森那里，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教师，自己一个人独居在隔壁的地下室里，也很喜欢劳拉。他们搬进这幢大楼才几天，劳拉就看到一个身体孱弱、衣冠不整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在陡峭的水泥台阶上向下挪动，并没有扔下买的杂货或摔断髋部，那一刻劳拉就把保障罗斯玛丽的健康和福利当作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你怎能不爱我们慷慨大方、无私奉献、善解人意又心地善良的劳拉？他怎能不爱？然而，在他们同居在班克大街那幢公寓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们俩生活唯一的交汇点只剩那台租来的复印机，在那个贴着瓷砖的大浴室里，它被放在他们浴盆的旁边。

劳拉的律师事务所设在公寓前部的客厅里，他的书房挨着房后寂静的庭院，是间预备室。平日里忙起来，他有时候不得不在浴室门口等着用复印机，而劳拉在匆匆地复印即将寄出去的材料。如果祖克曼不得不复印特别长的材料，他就会等到劳拉午夜洗浴时再干，这样他们就可以边聊天边看着一张张纸从机器中掉出来。有天下午，他们甚至还在复印机旁的浴室地垫上做爱，然而那是复印机刚装上时候的事了。一天之中，能撞见彼此，手里还拿着手稿，那还是件很新鲜的事情；那段时日，很多事情都很新鲜。可是到了最后一年，他们几乎没有在床上做过爱。劳拉的脸蛋一如既往的甜美，乳房也还是那么丰满，谁会质疑她的心是否还在它该在的地方？谁会质疑她的美德，她的正直和她的执着？可是，到了第三年，他开始怀疑劳拉的执着是否成了掩蔽他个人目标的盾牌，甚至让他自己也不知该何去何从。

虽然照顾反战者、逃兵和拒服兵役的人已经让她从早忙到晚，就连周末也搭进去了，可是她还是能够在日历上记下班克街上住着的每个孩子的生日，每到孩子生日那天早上，她便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进那家人的信箱里，上面写着：“劳拉和内森·Z赠送。”对待朋友，她也如此。她将朋友的周年纪念和生日连同她要于哪天飞往多伦多、哪天去位于弗利广场的法庭一并记了下来。她在超市或公交车上碰到的每个孩子都无一例外地偎在她身旁，跟着劳拉学折纸飞马。有一次祖克曼看着她穿过一整节拥挤的地铁车厢，告诉一位拉吊环的乘客他的皮夹从后衣袋里露了出来——祖克曼细细端详，发现他是个衣不蔽体的醉鬼，很可能这皮夹是从别人落下的东西里找来的，或者是从别的醉汉身上摸到的。虽然劳拉不施粉黛，虽然她身上唯一的装饰是别在风衣上的彩釉小鸽子，那个醉鬼却似乎把她当成了四处拉客的妓女。他抓着自己的裤子，令她滚开。祖克曼后来说也许那人叫她滚也是有道理的，她完全可以把醉汉交由救世军去管。他们就她不切实际的社会关切起了口角。祖克曼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为什么？”劳拉断然问道。那时候是一月份，就在《卡诺夫斯基》出版的前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