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

第二天的早餐上，端上桌来的是非常好吃的小馅饼、虾和羊肉饼。正在吃饭时，厨师尼康诺尔上楼来打听，午饭客人想吃些什么。这个厨师中等身材，脸很胖，眼睛却很小，刮过了脸，但唇髭却好像不是剃掉的，而是拔掉的。

阿廖兴说，漂亮的彼拉盖娅爱上了这个厨师，由于他酗酒，而且脾气暴躁，所以她不想跟他结婚，但同意就这样同居。他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人，宗教信仰不允许他这样生活。他要求她同他结婚，否则就不与她同居了。他喝醉了酒，经常骂她，有时甚至打她。所以每当他喝了酒，她就躲到楼上去，号啕大哭。这时阿廖兴及他的仆人就都不出门了，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去保护她。

大家聊起了爱情的话题。

“爱情是怎样产生的，”阿廖兴说，“为什么彼拉盖娅不去爱另一个在内心和外貌上都对她更合适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康诺尔这个丑八戒（我们这里大家都称他丑八戒），在爱情中个人幸福问题到底重要到何等程度？——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对所有问题都可以作随意的解释。迄今关于爱情的议论只有一种说法堪称无可辩驳的真理，这就是：‘它是一个大秘密’；其他各种关于爱情的文字和说法都不是答案，而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提法。那种看上去似乎可以适合于一种情况的解释，对另外十种情况却行不通。因此我认为，最好是对每个情况作分别的解释，不要一概而论，要像医生说的那样，个别情况个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地说。

“我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俄罗斯人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往往有失偏颇，通常都把爱情诗意化了，用玫瑰、夜莺之类去美化它。也是我们这些俄罗斯人，拿这些该死的问题来装饰我们的爱情，并且选取其中最令人乏味的部分。当年在莫斯科，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同居的女朋友，一个可爱的女人。每当我把她拥在怀里的时候，她所想的却是我每月会给她多少钱，如今牛肉又是多少钱一磅。我们也是这样，谈恋爱的时候，不断地给自己提出下列种种问题：这样做诚实不诚实，聪明还是愚蠢，这种爱情会有什么结局，等等。这种情况好不好，我不知道。不过这么一来就会使人感到别扭，感到不满意，让人生气——这我是明白的。”

他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事。大凡生活孤独的人，心头总有点东西很想向人们说出来。在城里，单身汉们常常故意进澡堂子或上馆子，无非就是想跟人说说话，有时还会向澡堂工人或饭馆服务员讲些十分有趣的故事。在乡村，人们一般也是在自己客人面前发泄一些心头的积郁。此刻窗外是一片灰暗的天和被雨水打湿了的树木。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无处可去，除了聊聊天和听别人聊天外便没有别的事可干了。

“我住在索芬诺，从事农业生产已经很久了，”阿廖兴开始讲，“从大学毕业至今。就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不是体力劳动者，就我的志向而言，我也该坐在书房里。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时家里的田庄已经负了很多债，而我父亲欠债的原因之一，是我的教育费用太多了。所以我决定不离开这里，而是自己从事劳动，直到还清这笔债务。我就这样决定并着手工作了。不过我也承认，心里还是极不舒服的。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为了不让农业经营亏本，就需要利用农奴或雇农的劳动力（二者几乎是一回事），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方式进行经营，也就是说，全家人一起，亲自下地干活。折中的办法是没有的。可是我当时考虑得并不周到，我连一小块土地都不放过，我把邻近几个村的农夫和农妇都叫来了，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与此同时，我又觉得枯燥乏味，厌恶得直皱眉头，就像那只由于饥饿而到菜园里去吃黄瓜的猫一样。我全身酸痛，走在路上就睡着了。刚开始时，我还以为很容易就能把这种劳动生活与我的文明习惯调和起来。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只须在表面上遵守公认的日常生活习惯就可以了。于是我在楼上的正房里住下来，并作出下面的生活安排：早饭和午饭后让佣人给我送来加有烈性酒的咖啡，晚上躺下睡觉时，我读读《欧洲通报》。可是有一天我们教区的伊万神父来了，他一口把我的烈性甜酒全喝光了，《欧洲通报》也拿给了神父的女儿们。因为是在夏天，尤其是在割草期间，我顾不上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随便在板棚里、雪橇上，或者是在守林人的小屋里就睡着了，哪里还顾得上读书看报呢？后来我渐渐搬到楼下去住了，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往日的奢华生活就此结束了。留下来的就只有这几个仆役了。这些仆役还是当年侍奉我父亲的旧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刚来的头几年，我就被选为荣誉调解法官，有时需要坐车进城参加一些代表大会或区法庭会议。这一段时间我倒觉得很开心。但当你在这种地方住上二三个月，哪里也不去，特别是在冬天，最终必定让人怀念起那黑色的常礼服来。在区法院里既有人穿常礼服，也有人穿制服，还有人穿燕尾服，不过大家都是受过共同教育的法律工作人员，跟谁都可以交谈。平时都在雪橇上睡觉，在下人厨房里吃饭，现在却坐在圈椅里，身上是干净的衬衣，脚下是轻便的皮鞋，胸前还挂着表链——这是何等的奢侈啊！”

“在城里我受到亲切的接待，我也很乐意和他们结识。在所有的相识者中，最牢靠的，而且说实话，使我感觉最愉快的要数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两人都认识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种友情是在审完那桩著名的纵火案之后开始的。审讯延续了两天，我们都很疲劳了。卢加诺维奇看了看我，说：

“‘您听我说，您就上我们家吃饭去吧！’”

“这有点儿突然，因为我与卢加诺维奇的交情还不深，只是公事上有些来往，还从未到过他家。我匆匆地回旅馆换了衣服，就到他家吃饭去了。就是在这里我有机会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当时她还非常年轻，不超过二十二岁。半年之后她生了第一个孩子。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很难说清，当时她身上究竟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为什么我会如此喜欢她。可是在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对此却是十分清楚的。我见到的是一个年轻、美丽、善良、有知识、有魅力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我当即就觉得她是一个十分亲近、早就相知的女人，她的容貌，她那双和蔼可亲的、聪慧的眼睛，仿佛在童年时放在我母亲五斗柜上那本纪念册里就已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