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阁楼的房子（第3/6页）

“噢，妈妈，”燕尼娅吻着她的手说，“午睡有损于你的身体。”

她们相互抚爱，然后一个走进花园，另一个站在露台上，望着树木，喊道：“喂，燕尼娅！”或者“妈妈奇卡，你在哪里？”她们总是在一起祈祷，有着共同的信仰，甚至不说话彼此也十分了解。她们对待大家也是这种态度。叶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对我也很快就习惯了，很要好，要是我两三天不去，她就派人来打听我是否身体不好。她看我的画稿时，也像米修斯一样，带着赞赏的口气，同样是无话不说，坦率地讲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常常还信任地把自己家里的秘密也告诉我。

她很敬重自己的大女儿。莉达从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谈正经事。她过着她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她是一个神圣的有点神秘的人，就像水兵看待坐在船长室里的海军上将一样。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不是吗？”

外面下着稀疏的雨。我们谈起了莉达。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像有什么阴谋似的惊慌地回头看了看，压低嗓门补充一句，“这种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尽管，您知道吗，我已开始有些担心了。学校、药房、书籍，这一切都很好，可是为什么要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经二十三岁了，应该严肃地为自己考虑考虑了。老是这些书啦，药房啦，却不知道生活正在过去……也该嫁人了。”

燕尼娅看书看得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她稍稍抬起头来，看着母亲，自言自语似的说：

“妈妈奇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

接着又埋头看书。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腰部带褶的男上衣和绣花汗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就吃晚饭，吃了很长时间。莉达和母亲谈论学校和把全县捏在自己手心里的巴拉金。这天晚上，我从沃尔恰尼诺娃家里走出来，带着漫长的、闲散一天的种种印象，忧郁地意识到，人世间的一切，无论怎么漫长，也总是要结束的。燕尼娅送我到大门口，也许是由于我和她从早到晚度过了一整天，我觉得，缺了她我会变得寂寞，而且这个可爱的全家我都感到亲近，于是在这个夏天，我头一次想到要认真作画了。

“告诉我，您为啥生活得这么无聊，这么单调？”跟别洛库罗夫一起回家时，我问他，“我的生活无聊、难受、单调，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由于嫉妒别人，不满意自己，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而受尽折磨，我一直是个穷光蛋，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健康的正常人，是地主、老爷，您怎么会生活得这么没趣，向生活索取得这么少呢？您为什么，比方说，迄今没有爱上莉达或者燕尼娅呢？”

“您忘记了，我爱的是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柳波芙·伊万诺夫娜，他跟她同住在厢房里。我每天都看见，那个非常丰满的、又胖又严肃的女人，像一只养肥了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她穿一身俄式服装，戴着串珠，老是打着阳伞，仆人时而叫她吃东西，时而叫她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做别墅，就这样，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了下来，看样子，要长期住下去了。她比别洛库罗夫大十岁，而且对他管束得很严，他每次要外出时，都得先得到她的准许。她经常号啕大哭，声音大得像男人的嗓门。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派人去告诉她，如果她再这样号叫，我就从这里搬走。于是她就不哭了。

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便坐在长沙发上，皱起眉头沉思起来，我则在大厅里踱步，内心一阵微微的激动，好像是在谈恋爱一样。我很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娃家的事。

“莉达只能爱和她一样的对医院和学校着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噢，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仅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可以像神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而米修斯呢？这个米修斯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唉，唉，唉……”拖长声音地讲起了世纪病——悲观主义。他说得很肯定，听他那口气，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住地说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离去，这时你会苦闷至极，哪怕方圆几十俄里被烧光的草原的荒凉和单调也不致引起如此的苦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人中九十九人都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是在说他，他生气了，便走了。

三

“公爵在马洛焦莫沃做客，他问候你，”莉达从什么地方回来后对母亲说并脱下了手套，“他讲了许多有趣的事……还答应在省的会议上再次提出在马洛焦莫沃建立医疗站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忘记了，您对这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愤懑。

“为什么不感兴趣呢？”我耸耸肩膀问道，“是您不想知道我的意见，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马洛焦莫沃根本不需要设医疗站。”

我的愤懑也激怒了她，她眯缝着眼睛瞧着我，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也不需要。”

她脱下手套，打开邮递员刚从邮局送来的报纸。过了片刻，她又小声地说（她显然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疗站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觉得，风景画家先生们在这一点上，也该有点信念吧。”

“在这一点上我有很明确的信念。我向您担保。”我回答说，而她却用报纸遮住脸，好像不愿意听似的。“据我看来，医疗站、学校、图书馆、药房在现今的条件下都只能为奴役服务。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锁着，您不去砍断这条锁链，反而去增加新锁链的环节。这就是我的信念。”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并讥讽地微笑了一下。我却极力抓住自己的主要思想，继续说：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们、玛芙拉们、彼拉盖雅们从早到晚都在弯腰操劳，由于超强度的劳动而生病，一辈子都在为饥饿和生病的孩子们颤抖，一辈子都在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都在治病，过早地凋萎，过早地衰老，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后也是走这条老路。这样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千百万人都是只为一块面包而生活得比牲畜不如，永远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的全部灾祸就在于，他们无暇考虑自己的灵魂，无暇想起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沉重的劳动，雪崩似的把他们通向精神活动的道路全都堵死了，而精神活动却正是人与牲畜的区别所在，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的东西。您拿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这些东西并不能把他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是相反，使他们受更大的奴役，因为您给他们生活中带来新的偏见，给他们增添了更多的需求，且不说他们为了买班蝥膏和书本就得付钱给自治会。所以，他们的腰就弯得更厉害了。”